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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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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钱袋子里面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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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割据”，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连番上演。政治权力曾历经四次动荡，在五大势力中易手交替：辛亥革命使一姓帝国变为民国；袁世凯当了总统复登基做了皇帝；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是“国民政府”在南京统一了全中国。除了第一次的革命与第二次中间的复辟同时改变了国体与政体，其他动荡中，各方势力争夺的是国家的统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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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暴风骤雨，首先离不开“笔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于常带感情的笔锋对头脑的洗礼。清明的立宪派对舆论传播最为倚重，例如属于该派的《申报》1909年请愿建立国会时，就曾鼓吹“欧西国会，以流血求之，中国国会，以笔墨请之”。台湾史学家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的笔杆子“自有其贡献”。不过，政权易手的主要力量，往往不是靠笔杆子而是靠枪杆子，清末的革命党对此的开悟深刻得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暴力才是新政权名副其实的“助产婆”。在20世纪将近3/4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人政治演化的脚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人所共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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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杆子与枪杆子的背后，还有一股隐于野、隐于市，亦隐于朝的力量，那就是“钱袋子”。在中国，金融势力相对分散弱小，没有人可能像内森·罗斯柴尔德那样呓语：“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也没有人会把中国政权的更替描绘成是金融家贪婪与冷酷的副产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没有货币金融的润滑，任何强人也无法把政治的车轮推向前进。钱，决定着改革或者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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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1月9日，慈禧太后大出殡。光绪皇帝在此之前已魂归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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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谁有钱有势？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大家钱袋子都不深。下面我列出一张简表，来看看各方所能动员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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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垮台的导火索，是川汉铁路国有化导致的保路风潮与武昌兵变。这把熊熊大火，点燃它的却是大清新政后期的财政政策与外债政策。要了解此中背景，可研读朝廷两个关键人物和他们的作为。其一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为度支部尚书后又成为皇族内阁度支部大臣的镇国公载泽（1868~1926）。此人乃嘉庆皇帝的过继重孙，贵为皇族，却是清末少有的为人称颂的财政实干家，具有救国救民救朝廷之抱负。连袁世凯后来都承认“前清预备立宪，唯度支部，最有成绩，余皆敷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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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1日《伦敦画报新闻》登出的汉阳兵工厂与隔江相望的武汉双城。孙中山的头像将中国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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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相当于财政部长的载泽做出了什么成绩？答案是他力图增加大清税收。1909年他提出了一份6年竣事的财政改革案，要调查全国财政，试办各省预算，统一藩司，统一事权。他还要建立全国预算，办理决算，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实施会计法，建立金库制度。此时大清已日薄西山，朝不保夕，载泽方案却着力于财政制度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结果这份眼高手低的方案，与体制外的梁启超提出的金融改革大计命运相同，都被遗弃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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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载泽方案相比，另外一个人——“责任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911年4月所提出的铁路干线国有化就实用得多了。他深谙通过持有与经营企业来广开财源之道。大清朝廷现在把握着邮政局，地方上还插手经营钢铁厂、煤矿，但有什么企业比铁路来钱更快？《盛宣怀行述》一书载：芦汉铁路1905年刚分段通车，一年净利就有350万银圆。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其未来的现金流做抵押借贷款，正可以解大清新政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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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学家指出，盛宣怀不惜以68岁之高龄、衰暮之余年，孜孜兀兀整理铁路经营数据，报了政敌私仇，营了自家私利，是贪得无厌的琐鄙之为。然而，史学家苏同炳的分析亦有道理：他认为铁路干线这件事，就应当由国家来修建管理，商办铁路各管一段其实后患无穷。国家没有财力投资，地方借外债聚民资修建为不得已之策。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朝中有识之士如载泽、郑孝胥诸人的支持，亦有朝廷所颁布的上谕开道，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集权管理的长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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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11年朝廷到哪里去借钱来国有化川汉铁路呢？不用担心，外国银行早已手捧着银子站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口了。国有化的上谕不出一个月，英法德美四国借款合银4 700万两的消息就传了出来，而尚未收回的川汉铁路股权，据传已成了贷款的抵押品。这在反朝廷强权之上又点燃了民间反西方列强的怒火。大清一步错，步步错，原来梦想着用铁路国有化的银子救命，不成想反被自己亲手点燃的烈火烧成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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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度被钱袋子绊倒，清末的保皇党、立宪派财务处境也都不妙。在野的政治家，是无法利用国家强权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筹款的。那么宣传立宪改革、组织群众保皇运动，钱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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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98年避难海外，为继续维新事业筹款就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一项繁重的工作。1902~1903年，梁启超一路在夏威夷、美洲、澳洲奔波，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海外华侨为支持保皇会捐款。康有为还曾亲力亲为在南美进行投资，可以算是中国人“走出去”的老前辈。以康梁的影响力，他们也算当年中国的“吸金大王”了，但是，一场场“路演”下来，能聚集八万十万已是很大的成绩。这些钱不少暗中投资于国内立宪派的各大报刊，如《时报》《申报》《中外日报》《国民公报》与《东方杂志》。学者们仅就《时报》方面的直接史料，就考证出康梁的拨款约为20万两银子。支持一家报纸就有如此开销，康梁改良的财务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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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宪派相比，革命党几乎就是烧钱党。他们不但同样要保持舆论阵地，进行团体活动，更要钱的，是在国内一次一次地组织暗杀与暴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直接组织的暴动就超过10次，每次都要枪要人要金钱。就在孙中山的头像上了伦敦报纸的前几天，他在美国的酒店早起用餐，发现报纸上赫然大字登出“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此重大的消息并没有让他马上奔赴革命的前线，而是坐上了轮船，驶向了欧洲。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他正在为革命筹款。他明白，不但暴力推翻大清需要金钱做后盾，建设一个新政权，革命党必须争取列强的支持与银行的贷款。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他相信一个新政权就有生存的机会。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还保留着孙中山当年海外筹款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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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1906年于法属安南发行的票券，上面用法语承诺，军政府革命成功后，见票即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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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股最有钱的势力，当年却对革命党的筹款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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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家。这个阶层在新政时期增长很快。仅就上海看，1902年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已经颇具实力的董事有28人。到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一个地方起来的大小老板就有上百人。这些商人一方面勾结官府，另一方面背靠洋人，但是和革命党却保持着距离。商人的本性就是偏好稳定，厌恶动乱，对他们来说，所有打破现存制度的革命都可能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上海的实业家听说太后和皇帝要搞“仿行立宪”，宁愿纳税以“出代议士（议员）”，也不愿支持革命党犯上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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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浙财阀的泰斗”虞洽卿。他靠着清末10年的稳定，变成了政商两道上的红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1906年搞的“南洋劝业会”，他在里面扔了十几万两银子。但与革命党直接发生关系，按他的传记作者冯筱才的考证，“最早也许就在1911年上海经济形势危急重重之时”。换句话说，必是看到大势已去，商人才会出手去帮革命党推倒危墙。南京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权交给袁世凯的前一个月，政府出饷的难题是江浙企业大佬张謇出面向两淮盐商会借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