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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中山从来也没有把革命筹款的希望放在民族资本上。他最想得到的还是西方银行的借款，一种真正的“市场力量”。但是他似乎不明白，1906年他在日本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时候，曾由胡汉民、汪精卫摇旗呐喊，主张地权资本国有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此观点后来修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试问哪一家外资银行敢给这样的政治领袖做债主？他们的态度当然是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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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5日，大清的垮台已成定局，此时孙中山从欧美归来，却没有得到西方列强承诺的一分钱贷款。他给革命军政府带来的，是如李大钊后来所赞誉的“铸新淘旧”的坚强意志与勇气。孙中山始终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财政银行制度。把政权转给袁世凯之后，他把自己的心血投入为中国修筑20万公里铁路的激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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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政权的转移，金钱从来不会无所作为或保持中立。在精明的算计之后，商人很快会做出选择，支持能够维持秩序的威权，以便为财富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生存空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皇朝结束千年帝制，并不是袁世凯的选择，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维持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却是内外商业势力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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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1853~1926），民族资本的优秀企业家，但却不是革命可以依托的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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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张謇。张明园说他早先想维持清政府的延续，及事不可为，转而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党只不过是应付而已。袁世凯年轻时曾和人说过：“天下无难事，唯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及至戊戌变法失败，被摄政王驱除，袁世凯的为人已劣评如潮。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精英，再怎么样也不能转寄希望于袁世凯啊。但几本史书上均记载，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张謇就主动去拜访袁世凯，表示如果有一天袁世凯时来运转，再次出山，他自己会“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袁世凯的意志而行。这样做是张謇在政治上的败笔吗？很难说。张謇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政府与商业面临崩溃的威胁下，寻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以避免更大的危害。他自己所代表的商界中坚支持袁世凯的政治执行力，就是为了达到这个非常理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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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俄日也都挤进了“善后大借款”，利益均沾，所以债券出现了五种颜色、五个币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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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他们在华利益的焦点，不是颠覆它的皇权或替代它执政，而是保证自己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损失于动乱。如能浑水摸鱼捞一把，更何乐不为。英国人不愧是老牌帝国，它最早嗅出了辛亥乾坤逆转的味道而先下手为强。当日本驻华公司还在幻想袁世凯会恪守誓言、靖难报清时，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已开始谋划，激袁反叛，又出计调和革命军，使袁可以借革命的声势逼迫清廷逊位。这样做为英国人带来了什么好处？80年后，史学家奎恩与霍普金斯对此一语道破：“1911年的革命，部分原因就是外国债权人对大清迫人太甚。而革命本身，更把北京政权牢牢拴在以大英帝国为首的外国债权人的罗网之中。”1913年与袁世凯签署的大清“善后大借款”，1911年底就已在英国人的运作之中。英国人还想以此为诱饵，在西藏得到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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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给予的这笔未来的财政担保，使袁世凯有了与革命党讨价还价的底气。两年后等钱到账之时，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当大总统，而是要登基做皇帝。“钱袋子”里面不但出了政权，而且使掌权的人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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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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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一战”改变了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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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起，大清就这么垮了。直到今天，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结局，大清有机会幸存，完成已经起步的宪政改革。但如果放眼百年前的世界，那就是个把“家族统治”扫地出门的年代。风云一时的几个强大帝国，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一个个都步大清的后尘，在20世纪初轰然倒塌。不同的是，大清丧生于中国人自己进行的革命，西方皇朝却是被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打得魂归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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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把一批老式帝国送进了坟墓，也动摇了以英格兰银行及伦敦金融市场为主导的旧式国际金融格局。英国的银行为此做出牺牲在所难免，但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也跟在后面吃了不少苦，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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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到“一战”前，英国以自由贸易、金本位制、伦敦金融市场及殖民地一体化为国策，基本设定了全球的金融格局。这种霸气在远东的表现，就是汇丰银行在金融领域的“大哥大”地位。撰写了汇丰行史的弗兰克·金告诉我们，尽管当年的汇丰在英国没有业务，但它的命运却和英格兰银行一样被一分为二。一方面，它听命于英国外交部，代表着国家利益，担当着“远东英格兰银行”的角色。例如，1910年它牵头在华设立了四国银行团，力图控制对大清各方面的贷款业务，既保证英国人捷足先登，同时协调列强之间利益均沾。开始时四国银行为汇丰、德华、花旗、东方汇理，后来又加入了俄国道胜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另一方面，从盈利的角度考虑，汇丰是最早实践“国际化”经营的银行，它自认为是英国人与中国人的银行，同时也想成为所有人的银行。这一业务取向使它站在了市场竞争的前列。但它走得太远了，甚至于聘请了德国人来做银行的董事长，美国人做了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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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各国银行曾试图动摇汇丰银行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但是都无可奈何。这不仅是由于汇丰本身资本雄厚，更由于它背靠着伦敦这个全球唯一的巨大的资本市场。法国人1860年起就在巴黎搞市场，德国统一后也想绕开伦敦，在法兰克福搞全球贸易结算，但结果总是心想事不成。全世界的资金都义无反顾地流向了伦敦，人才与信息也都在那里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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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上飘着的旗子是当年汇丰银行的标识。这张照片摄于民国诞生的那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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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的这种强势地位，却在“一战”中轻而易举地被英国人自己打翻在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却是战时快速弥漫的大众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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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麦克米伦教授将“一战”前迷漫在西方公共领域的主要思潮归纳为三类，即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尚武主义（militarism）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三者混在一起，造就了西方政治外交上的军事国家管治（militarized govermentality）。汇丰银行在业务上不问国籍的所谓“国际化”取向，被国人批得灰头土脸，总裁阿迪斯曾被叫去英国外交部交代——结果是汇丰必须马上重组董事会，把德国的银行家清理出银行团，并且终止与敌国的贸易。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证明了战争使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高于其他一切与其争锋的社会或政治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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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留下的一张照片，在座的皇帝们，包括英王乔治五世与德皇威廉二世，个个全副武装，马靴长剑。几年后，他们的帝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欧洲启蒙赋予人类的自由选择与理性，被军事国家管治所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