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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改革完成后，发行法定货币，称为“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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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项改革，直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储备货币的混乱对中国白银外流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当时罗斯福总统为了推行“新政”放弃了金本位，给予联储货币发行灵活性，纠正美元在危机前后兑现无伸缩之力的弊端，其实就是用发钞来拯救经济。结果, 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又通过法案，企图吸引白银流美，主导世界白银供给。中国以白银安身立命，这真是飞来的横祸。和今日的世界一样，别人在搞通货膨胀，谁不跟风谁就可能成为输家。面对中国的“白银风潮”，通货紧缩，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狂飙，国民政府决定中国的纸币也和白银脱钩。“法币”的意思就是依国家法律创造的信用货币，它不是基于贵金属，而是国家信誉保障其无限的清偿能力。国民政府的法币开始时是以一个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表面上做成了汇兑本位制。同时政府在国内以法币大量收兑白银，希望以此招来建立央行的准备金，维持法币价值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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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初衷不错、亦与现代货币制度接轨的改革，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由谁来决定法币的发行数量？法币不是银行的汇票, 由交易业务决定，它仅以一张薄纸, 上面加了几个数字, 就能换来别人辛苦生产出来的产品, 它的数量和物价是水涨船高。当年梁启超力图推进“三者并举”的改革时，曾用西方金融学者的口吻反复强调纸币的发行“当先测定全国所需货币之总数”，但他也未论及决定财政赤字、货币发行的体制机制。这是传统货币数量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又是中央银行制度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美国联储设立前后，川流不息的辩论，连篇累牍的文字，就是在折腾发行权、利息制定权、公开市场运作等等权力应如何分配制约——国会、财政部或联储？在20世纪的英国, 由“规则”还是由“权力”来决定货币政策，各派意见不绝于耳，争论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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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都没有为这个难题费心。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跨过了这道坎儿，那就是集权之路上的第三块路标：强势政府垄断。它在民国的体现就是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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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最令人诟病的金融事件之一，即由宋、孔主导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国有化。1935年5月，就在法币改革的前夕，南京政府推出了一项新法：《中央银行法》。其中明确了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具有货币发行权；中国银行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全国实业银行。该法同时规定，通过政府发债出资，将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提升至4 000万两，官商各半；交通银行资本总额提升至2 000万两，官股占六成。这样一来，除央行外，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均变为国有银行，它们高层管理的任命，无须多言，也成为南京政府手中的专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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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璈（1889~1979）在中国银行总经理任上，他是政府专权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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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早年被梁启超称为金融人才，竭力提携。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中国银行的高层，在中国银行抵制北洋政府的“垫款”“停兑”压力时，展现出了出色的胆识与才智。他亦有很高的“政治觉悟”，1928年和宋子文直接对话，表示中国银行虽不愿更名改制，但愿意拨现款充作央行成立股本，并且不会和央行竞争。张嘉璈左推右挡，一心一意要保持中国银行的独立经营权。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改行法币，统一货币发行。但中国银行一家的货币占据了国内市场发行的50%，它又不听使唤，那让政府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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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英美，政府的货币发行控制主要依据法律授权，如英格兰的《皮尔法案》与美国的《联邦储备法》。而运作执行权在专业委员会，依靠银行体系，权力有几方制约，所以货币发行机构可以而且长期是由私人银行家拥有。只有日本央行，在法律授权的同时，又由财政部出资，在控制权上有法律与股权的双重砝码。南京政府比日本模式更加码，不但出资设立了中央银行，还想把主要的发行银行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威权的统筹规划来保证货币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就亲自过问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改组，认为这个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的张嘉璈需要挪动一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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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嘉璈听到自己被夺权的消息后“潸然泪下”。虽然他对政府的蛮横很气闷，但从国家的大局考虑，他还是接受了人治政府的安排。或许他也认为，由一个强势的政府集中掌控货币发行权，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离开了中国银行不久，他就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后来又做过交通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对张嘉璈这样有抱负、有经济头脑的金融家来说，政府给了他一个能够在更高层面上管理中国经济的机会，谁又能说这是不公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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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被改组了，银行家的事业选择被改变了。南京政府也不负人望，到1936年底“废两改元”，顺利完成了法币改革，把长久以来混乱的货币经济整顿一新。在当年的法币发行总额12.6亿元中，中央银行占到了28%, 中国与交通两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 由刚刚重组建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承担。曾任央行稽核处长的李立侠评价道，此时的孔宋金融，在摆脱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建立金汇兑本位、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和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银行，货币彻底成为政府持股的央行对老百姓的负债。国有的银行包括了四行两局（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上其他合资中小银行，南京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统制体系。统制之外，是多元化且边缘化的社会金融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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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废两改元”的同一年，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他划时代的大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经济理论界开始了一轮新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就业、通胀、外汇平衡、经济增长等问题。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盛行150年之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效率，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有效地利用，可以帮助实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1933年，凯恩斯高调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主张：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应当增加赤字，扩张借贷，以提升国家的购买能力。这个办法被批评者视为“垃圾对策”，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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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财政货币理论，1936年9月即被中国学人引入，连孔祥熙也赶时髦，把他1941年的“理财方针”命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无奈，国民政府的政策生不逢时，它“财”纲独断，赤字高企，飚发货币，完全用错了凯恩斯的药方。十年弹指一挥间，财金强人宋与孔，肆无忌惮地掏空了国库与银行，加速断送了一个强势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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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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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听听金融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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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远官僚，亲交商人”。这句话倾吐的是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他们在政界与商界找平衡，憧憬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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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高楼林立的香港中环，有一座低眉顺目的小楼，它大门的标识上写着“上海商业银行”。这家从未打算上市的香港本土商业银行，2015年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在旧楼拆除的地基上，一座新的总部大楼正在拔地而起。这家银行原本的出生地是上海，老祖宗是1915年由民国杰出的金融家陈光甫设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面这两句话就是陈光甫为自己的银行制定的经营路线与宗旨。除了在政界、商界找平衡，他还要考虑与外商的交往，在几股势力之间，开凿一家民营银行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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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在一个动荡但辉煌的时期。1912~1927年，这个政治纷扰的15年，同时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本“唯一的黄金时代”。从金融上看，还真是如此。此时除了传统的钱庄票号，现代银行冒出了二三百家，国际大行纷纷在京津沪开设分支机构，贸易实业空前兴旺。不仅如此，140家各式商品与证券交易所齐集上海，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遍布口岸城市。对一个产业工人尚不足百万的现代经济体来说，中国金融机构的密集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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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设立的银行，就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他是一个早年就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的人，获得了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学位。辛亥革命后，他也曾在“体制内”打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和省办江苏银行的副监督。几年亦官亦商的经历教训了他，这样的职业生涯离政治太近，风险太大。所以他干脆辞职，34岁时开银行创业去了。陈光甫的为人处世，正如章士钊先生送的一副对联：“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从上面的两句话，还有他对待西方同行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一位民国金融家在时代裹挟下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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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1881~1976）晚年生活在台湾，那里为他树立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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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把顺序倒一倒，我们先说“亲交商人”，这是陈在表白，自己的银行应当忠实地服务工商，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