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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29 /张嘉璈(1889~1979)在中国银行总经理任上,他是政府专权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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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31 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早年被梁启超称为金融人才,竭力提携。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中国银行的高层,在中国银行抵制北洋政府的“垫款”“停兑”压力时,展现出了出色的胆识与才智。他亦有很高的“政治觉悟”,1928年和宋子文直接对话,表示中国银行虽不愿更名改制,但愿意拨现款充作央行成立股本,并且不会和央行竞争。张嘉璈左推右挡,一心一意要保持中国银行的独立经营权。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改行法币,统一货币发行。但中国银行一家的货币占据了国内市场发行的50%,它又不听使唤,那让政府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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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33 其实在英美,政府的货币发行控制主要依据法律授权,如英格兰的《皮尔法案》与美国的《联邦储备法》。而运作执行权在专业委员会,依靠银行体系,权力有几方制约,所以货币发行机构可以而且长期是由私人银行家拥有。只有日本央行,在法律授权的同时,又由财政部出资,在控制权上有法律与股权的双重砝码。南京政府比日本模式更加码,不但出资设立了中央银行,还想把主要的发行银行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威权的统筹规划来保证货币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就亲自过问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改组,认为这个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的张嘉璈需要挪动一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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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35 据说,张嘉璈听到自己被夺权的消息后“潸然泪下”。虽然他对政府的蛮横很气闷,但从国家的大局考虑,他还是接受了人治政府的安排。或许他也认为,由一个强势的政府集中掌控货币发行权,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离开了中国银行不久,他就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后来又做过交通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对张嘉璈这样有抱负、有经济头脑的金融家来说,政府给了他一个能够在更高层面上管理中国经济的机会,谁又能说这是不公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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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37 就这样,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被改组了,银行家的事业选择被改变了。南京政府也不负人望,到1936年底“废两改元”,顺利完成了法币改革,把长久以来混乱的货币经济整顿一新。在当年的法币发行总额12.6亿元中,中央银行占到了28%, 中国与交通两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 由刚刚重组建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承担。曾任央行稽核处长的李立侠评价道,此时的孔宋金融,在摆脱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建立金汇兑本位、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和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银行,货币彻底成为政府持股的央行对老百姓的负债。国有的银行包括了四行两局(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上其他合资中小银行,南京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统制体系。统制之外,是多元化且边缘化的社会金融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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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39 就在“废两改元”的同一年,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他划时代的大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经济理论界开始了一轮新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就业、通胀、外汇平衡、经济增长等问题。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盛行150年之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效率,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有效地利用,可以帮助实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1933年,凯恩斯高调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主张: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应当增加赤字,扩张借贷,以提升国家的购买能力。这个办法被批评者视为“垃圾对策”,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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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41 凯恩斯的财政货币理论,1936年9月即被中国学人引入,连孔祥熙也赶时髦,把他1941年的“理财方针”命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无奈,国民政府的政策生不逢时,它“财”纲独断,赤字高企,飚发货币,完全用错了凯恩斯的药方。十年弹指一挥间,财金强人宋与孔,肆无忌惮地掏空了国库与银行,加速断送了一个强势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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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46 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7]
1703491147 图说金融史 听听金融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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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49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这句话倾吐的是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他们在政界与商界找平衡,憧憬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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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51 两年前,在高楼林立的香港中环,有一座低眉顺目的小楼,它大门的标识上写着“上海商业银行”。这家从未打算上市的香港本土商业银行,2015年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在旧楼拆除的地基上,一座新的总部大楼正在拔地而起。这家银行原本的出生地是上海,老祖宗是1915年由民国杰出的金融家陈光甫设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面这两句话就是陈光甫为自己的银行制定的经营路线与宗旨。除了在政界、商界找平衡,他还要考虑与外商的交往,在几股势力之间,开凿一家民营银行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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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5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在一个动荡但辉煌的时期。1912~1927年,这个政治纷扰的15年,同时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本“唯一的黄金时代”。从金融上看,还真是如此。此时除了传统的钱庄票号,现代银行冒出了二三百家,国际大行纷纷在京津沪开设分支机构,贸易实业空前兴旺。不仅如此,140家各式商品与证券交易所齐集上海,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遍布口岸城市。对一个产业工人尚不足百万的现代经济体来说,中国金融机构的密集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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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55 陈光甫设立的银行,就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他是一个早年就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的人,获得了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学位。辛亥革命后,他也曾在“体制内”打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和省办江苏银行的副监督。几年亦官亦商的经历教训了他,这样的职业生涯离政治太近,风险太大。所以他干脆辞职,34岁时开银行创业去了。陈光甫的为人处世,正如章士钊先生送的一副对联:“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从上面的两句话,还有他对待西方同行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一位民国金融家在时代裹挟下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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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60 /陈光甫(1881~1976)晚年生活在台湾,那里为他树立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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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62 为什么要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把顺序倒一倒,我们先说“亲交商人”,这是陈在表白,自己的银行应当忠实地服务工商,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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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64 当时的工商业最需要什么?需要资本。没有资本积累,就无法开创现代企业,更无法加入国际竞争。而中国的资本状况,却如梁启超1912年底在北京商会的讲话中所描述的:“以资本而言,则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中国没有“英国式”的来自土地贵族的工业投资,也没有对殖民地的资金抽水,资本的积累只能一靠引入外资,二靠国内储蓄。“一战”炮响,外资投资萎缩,凸显了本土资本在支持工商发展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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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66 在这个时期开银行,必然要受到政局和政府的影响。就如同伦敦城的金融家,一直是围着政府的全球贸易、殖民政策转,眼睛总是“向上”“向外”。陈光甫认为银行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开始就和各路军阀划清界限,不去认购他们的债券,专一思考如何办好银行,眼睛向下,服务一方百姓。他提出一系列的存放款业务方针,争取多向中小企业开展。他提倡服务精神,要求员工视客户为衣食父母。他很有创新精神,为了有效动员储蓄,他首开了“一元存款账户”,还开设了调查部,研究市场与客户。根据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成功经验,他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向控股银行发展。上海商业银行业务稳健,30年代就在上海盖了总部大楼,一派民资大银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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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71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1931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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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73 民国的一批中小银行都和陈光甫同一个思路,以服务中小工商企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业务取向。在工业投资方面,做得出色的有金城银行,它投资了永利化学、天津航业等十多家企业。浙江兴业银行在中国最早涉足投资“房地产”,在“债转股”中沉浮跌宕。他们不但给企业发放贷款,而且做直接投资。拿一个统计数字来看,上海的9家银行从1915年到1934年贷款总额翻了近250倍。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纺织、化工、航运、消费等行业都曾创造出令国人乐道的企业与品牌。一个“亲”字,说明了民族金融业与实业商人之间荣辱与共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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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75 为什么在“亲交”之前要加上“敬远”?这使我联想到孔子的《论语·雍也》篇。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鬼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与祖宗崇拜相关,它们超于现世的力量,可以借用来保家护财,能敬能远,可谓智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商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官商情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们天生地倒向强权的怀抱。但是读了陈光甫的民国历程,感觉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商人们天性反对动荡是真,内心保持着对政治疏离感也是真。他们视官僚为“鬼神”,追求“敬远”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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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491177 其实对于银行家来说,彻底追求与政治和政府“敬远”,从来不合逻辑也不可能。伦敦城里的银行家几百年来一直在和政府做交易,他们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对内维持秩序,他们得到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市场。美国内战时,国民银行家们用购买债券支持北方政府,换来了国内的长久和平。而只有政府,才可以用法律维持货币的统一与价值,为商人们提供一个可预测可管理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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