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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璈（1889~1979）在中国银行总经理任上，他是政府专权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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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早年被梁启超称为金融人才，竭力提携。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中国银行的高层，在中国银行抵制北洋政府的“垫款”“停兑”压力时，展现出了出色的胆识与才智。他亦有很高的“政治觉悟”，1928年和宋子文直接对话，表示中国银行虽不愿更名改制，但愿意拨现款充作央行成立股本，并且不会和央行竞争。张嘉璈左推右挡，一心一意要保持中国银行的独立经营权。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改行法币，统一货币发行。但中国银行一家的货币占据了国内市场发行的50%，它又不听使唤，那让政府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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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英美，政府的货币发行控制主要依据法律授权，如英格兰的《皮尔法案》与美国的《联邦储备法》。而运作执行权在专业委员会，依靠银行体系，权力有几方制约，所以货币发行机构可以而且长期是由私人银行家拥有。只有日本央行，在法律授权的同时，又由财政部出资，在控制权上有法律与股权的双重砝码。南京政府比日本模式更加码，不但出资设立了中央银行，还想把主要的发行银行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威权的统筹规划来保证货币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就亲自过问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改组，认为这个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的张嘉璈需要挪动一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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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嘉璈听到自己被夺权的消息后“潸然泪下”。虽然他对政府的蛮横很气闷，但从国家的大局考虑，他还是接受了人治政府的安排。或许他也认为，由一个强势的政府集中掌控货币发行权，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离开了中国银行不久，他就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后来又做过交通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对张嘉璈这样有抱负、有经济头脑的金融家来说，政府给了他一个能够在更高层面上管理中国经济的机会，谁又能说这是不公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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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被改组了，银行家的事业选择被改变了。南京政府也不负人望，到1936年底“废两改元”，顺利完成了法币改革，把长久以来混乱的货币经济整顿一新。在当年的法币发行总额12.6亿元中，中央银行占到了28%, 中国与交通两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 由刚刚重组建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承担。曾任央行稽核处长的李立侠评价道，此时的孔宋金融，在摆脱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建立金汇兑本位、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和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银行，货币彻底成为政府持股的央行对老百姓的负债。国有的银行包括了四行两局（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上其他合资中小银行，南京政府建立了有效的金融统制体系。统制之外，是多元化且边缘化的社会金融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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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废两改元”的同一年，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他划时代的大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经济理论界开始了一轮新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就业、通胀、外汇平衡、经济增长等问题。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盛行150年之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效率，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有效地利用，可以帮助实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1933年，凯恩斯高调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主张：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应当增加赤字，扩张借贷，以提升国家的购买能力。这个办法被批评者视为“垃圾对策”，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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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财政货币理论，1936年9月即被中国学人引入，连孔祥熙也赶时髦，把他1941年的“理财方针”命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无奈，国民政府的政策生不逢时，它“财”纲独断，赤字高企，飚发货币，完全用错了凯恩斯的药方。十年弹指一挥间，财金强人宋与孔，肆无忌惮地掏空了国库与银行，加速断送了一个强势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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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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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听听金融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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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远官僚，亲交商人”。这句话倾吐的是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他们在政界与商界找平衡，憧憬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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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高楼林立的香港中环，有一座低眉顺目的小楼，它大门的标识上写着“上海商业银行”。这家从未打算上市的香港本土商业银行，2015年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在旧楼拆除的地基上，一座新的总部大楼正在拔地而起。这家银行原本的出生地是上海，老祖宗是1915年由民国杰出的金融家陈光甫设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面这两句话就是陈光甫为自己的银行制定的经营路线与宗旨。除了在政界、商界找平衡，他还要考虑与外商的交往，在几股势力之间，开凿一家民营银行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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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诞生在一个动荡但辉煌的时期。1912~1927年，这个政治纷扰的15年，同时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本“唯一的黄金时代”。从金融上看，还真是如此。此时除了传统的钱庄票号，现代银行冒出了二三百家，国际大行纷纷在京津沪开设分支机构，贸易实业空前兴旺。不仅如此，140家各式商品与证券交易所齐集上海，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遍布口岸城市。对一个产业工人尚不足百万的现代经济体来说，中国金融机构的密集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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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设立的银行，就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个小故事。他是一个早年就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的人，获得了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学位。辛亥革命后，他也曾在“体制内”打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和省办江苏银行的副监督。几年亦官亦商的经历教训了他，这样的职业生涯离政治太近，风险太大。所以他干脆辞职，34岁时开银行创业去了。陈光甫的为人处世，正如章士钊先生送的一副对联：“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从上面的两句话，还有他对待西方同行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一位民国金融家在时代裹挟下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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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1881~1976）晚年生活在台湾，那里为他树立了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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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把顺序倒一倒，我们先说“亲交商人”，这是陈在表白，自己的银行应当忠实地服务工商，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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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工商业最需要什么？需要资本。没有资本积累，就无法开创现代企业，更无法加入国际竞争。而中国的资本状况，却如梁启超1912年底在北京商会的讲话中所描述的：“以资本而言，则外国之公司资本，皆在数百万数千万以上。我中国之商业，则数千数万之资本已为大业，欲求一数十万资本之业，实寥寥不可多得。”中国没有“英国式”的来自土地贵族的工业投资，也没有对殖民地的资金抽水，资本的积累只能一靠引入外资，二靠国内储蓄。“一战”炮响，外资投资萎缩，凸显了本土资本在支持工商发展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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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开银行，必然要受到政局和政府的影响。就如同伦敦城的金融家，一直是围着政府的全球贸易、殖民政策转，眼睛总是“向上”“向外”。陈光甫认为银行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开始就和各路军阀划清界限，不去认购他们的债券，专一思考如何办好银行，眼睛向下，服务一方百姓。他提出一系列的存放款业务方针，争取多向中小企业开展。他提倡服务精神，要求员工视客户为衣食父母。他很有创新精神，为了有效动员储蓄，他首开了“一元存款账户”，还开设了调查部，研究市场与客户。根据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成功经验，他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向控股银行发展。上海商业银行业务稳健，30年代就在上海盖了总部大楼，一派民资大银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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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1931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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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一批中小银行都和陈光甫同一个思路，以服务中小工商企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业务取向。在工业投资方面，做得出色的有金城银行，它投资了永利化学、天津航业等十多家企业。浙江兴业银行在中国最早涉足投资“房地产”，在“债转股”中沉浮跌宕。他们不但给企业发放贷款，而且做直接投资。拿一个统计数字来看，上海的9家银行从1915年到1934年贷款总额翻了近250倍。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在纺织、化工、航运、消费等行业都曾创造出令国人乐道的企业与品牌。一个“亲”字，说明了民族金融业与实业商人之间荣辱与共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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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亲交”之前要加上“敬远”？这使我联想到孔子的《论语·雍也》篇。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鬼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与祖宗崇拜相关，它们超于现世的力量，可以借用来保家护财，能敬能远，可谓智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商人自洋务运动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官商情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他们天生地倒向强权的怀抱。但是读了陈光甫的民国历程，感觉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商人们天性反对动荡是真，内心保持着对政治疏离感也是真。他们视官僚为“鬼神”，追求“敬远”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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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银行家来说，彻底追求与政治和政府“敬远”，从来不合逻辑也不可能。伦敦城里的银行家几百年来一直在和政府做交易，他们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对内维持秩序，他们得到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市场。美国内战时，国民银行家们用购买债券支持北方政府，换来了国内的长久和平。而只有政府，才可以用法律维持货币的统一与价值，为商人们提供一个可预测可管理的经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