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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陈光甫发现“敬”可以，“远”却越来越难。商人们，特别是所谓江浙财团，在1927年如此真诚地支持蒋介石的军事革命，先后借给国民政府上亿元的贷款，使他得以建立南京政权。为什么？多年以后，陈光甫回忆说：“吾人日处乱事之中，十六年来，一无宁岁。尤以革命军进占长江流域后。工潮突起，战事蔓延，卒至市面大受影响，元气损伤……社会不安现象达于定点，本行放款即无从着手，而所有存款即为准备……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我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上海实业界的看法。”在帮助中国人抵制外国经济侵略方面，政权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1934年，当荣宗敬所创办的申新纱厂被汇丰银行强制拍卖还债时，陈光甫为解哥们儿之忧，也曾跑去找孔祥熙据理力争，请政府伸出援手。这样的靠山，在列强争霸中国的时代，民族资本不可能不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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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也算明智，在当政的前几年大力整顿税收，希望靠自立来行政。它推出了一系列立法和措施，统一财政，建立预算，提升关、盐两税，增加新税种，划分中央、地方分税，降低苛捐杂税。对于20%~30%的赤字缺口，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国内公债来解决。不但是孔宋，各家银行都从中赚到了债券升值带来的横财。但是，这场后来被美国史学家杨格称颂的“非凡的财政变革”，根本弥补不了国民政府内战内耗的支出无底洞。1934年，赤字跃升至当年财政收入的50%。政府已把敛钱之手伸向货币银行业，“变革”的雄图伟业，从此在银行家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刺痛。政商交易往往是墨迹未干，国内干戈又起，和平与国内繁荣却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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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像张嘉璈这样实力派的大佬，在1936年被孔、宋弹指一挥即出局，陈光甫心中的震惊，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同身受。他觉得，1915年北洋政府对银行要的是钱，甚至要命，但不要权。如今，统治经济替代了不干涉经济，孔宋虽留给民营小银行以经营空间，但股权持有、高管位子这些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如悬在头上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一家银行的小老板，能躲开政治权力多远呢？他能走近民众，但能利用他们来平衡政府干预吗？不行！陈光甫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的权力同样感到不安。可以依靠行会组织的力量吗？或许吧。虞洽卿和张嘉璈在20年代就不停地组织小商团，并希望在政治力量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1933年，陈光甫和一众银行同人共同组建了银行票据交换所，其中也包含了团结即是力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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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陈光甫把平衡权势的砝码，随缘放在了外洋的秤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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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银行刚刚起步时，陈光甫其实对外洋没有好感：“吾人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不能，即欲见账房亦不可得。”他立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奋发图强，“抵制国际经济侵略”。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掀起抗议帝国主义势力的示威，英资企业发行的票券受到查封，愤怒的市民亦提出不去英日办的工厂做工，不去英日办的学校上学，不用英日发行的钞票。陈光甫则在报纸上发表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应当收回汇丰收存关税之权，赔款支付应当由华资银行代理，这样才能釜底抽薪，夺回中国外汇控制权。他提出中国应当设立组织完备的中央银行，杜绝各中外银行“觊觎纷争之念”，保证外汇安全，控制外汇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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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融前辈张嘉璈帮助陈调整了对外资银行的看法。张嘉璈用实例告诉他，1916年在抵制北洋政府强制“停兑”现金的指令时，如果没有汇丰、渣打几家外资银行牵头给予中国银行现洋透支的承诺，他和总经理宋汉章绝没有那么大的底气，顶住政府和民众的双向压力。一心听命政府的交通银行当时无外洋接济，只好停兑，结果元气大伤。金融是账面上的生意，资金跨国流动，银行不能自设“民族”关卡，外洋在华“觊觎纷争”也无法杜绝。1927年以后，陈光甫的“国际化”理念慢慢开了窍，他把眼光转向了与欧美的结盟。1932年，他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组建了“宝丰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的一位高管后来说：陈此时已从仇视“帝国主义”转而与之接近了。他甚至把银行的新生命寄托到与外国银行的往来上了。1941年，陈光甫做了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的主任委员。这个基金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维持“法币”的汇价，请求美国与英国人拿出一笔钱用以支持外汇而设立的。陈光甫是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因为美国财政部相信陈光甫同时具有为美国服务的思想。他自己也曾说：我的立场，绝不是代表中国，而是“超然中立”，兼顾中美英三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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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以后，上海银行的行训已从“抵制国际经济侵略”，改为“促进国际贸易”，另外一个行训“敬远官僚”已不再提。此时陈光甫本人已成了官僚，先担任了重庆中央设计局的主任委员，又和张嘉璈一样，被委任为国民政府的国务委员。但是对蒋介石多次力邀的财政部长一职，陈光甫却坚辞不就。据熟悉他的人说，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斗争，始终采取了鄙视超然的态度。那么“亲交商人”这一条呢？也坚持不下去了。陈光甫一点一点把他的业务与资产移往海外，收缩实业投资，只做金融性的汇兑业务和短期的投机业务。1950年11月，在香港诞生了一家刚刚注册的商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陈光甫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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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权与实业，民族与外洋之间，民国时代的陈光甫，跌宕了几十年，也没能在“远”“近”“亲”“疏”上找到答案。也许，平衡本就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永远没有完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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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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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三条街的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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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对民国时代的金融业有个简单并且整体的了解，我们可以到京津沪三城的三条金融街逛上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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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城的城市名片上，总会有引以为傲的地址，如伦敦，可以把位于三条街会合点的英格兰银行印上；如纽约，可以把一条公牛在那里蹬足顶角的华尔街印上。百年前的中国，也可以把三条街印在国家的金融城名片上，它们就是北京的东、西交民巷，上海的外滩大道和天津的解放北路。民国时期，这三条街上的金融大厦鳞次栉比，名气远播海内外。加拿大有一位名作家罗伯逊·戴维斯（1913~1995），他曾拿好书比喻完美的建筑，前者值得毕生看，后者值得人们借着熹微的晨光看、顶着正午的阳光看，也耐得住乘着朦胧月光看。民国金融留下的这三条街，仍然耸立着这样完美的建筑群。看惯了21世纪的CBD（中央商务区）、金融街，你可能会觉得这里的楼不高，墙不新，路不宽，人不多，但不需刻意，你就回到了民国的似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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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有英式矜持沉稳的“绅士风格”的金融街在天津。这座城市可以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发源的摇篮之一。当年北京太保守，上海太洋派，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就在自己督领的天津，为北方官督商办机构找了这个落脚之地。如1868年扩建天津军火机器总局，1880年修造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开平矿务局、开平铁路公司均起步于此。1902年“新政”以后，这里又诞生了大清试办国家货币的官银号与造币局。不过这些中国人办的机构，除了地名与照片，文物早已荡然无存。遗韵至今的是1900年以后由西方人兴建的一条街，今天它西北起解放桥，东南至徐州道。这条街贯穿了当年的英租界和法租界，靠法租界这边称为大法国路，靠英国人这边称为维多利亚道，而中间的一段称为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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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后来改称解放北路的大街，就是北方最早的金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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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后来改称解放北路的大街，就是北方最早的金融街。现在保留旧称的大厦有38座，其中一半以上为银行总部或分行。在古树的掩映下，这些大厦壮观但毫不张扬，楼高与路宽比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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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临海向洋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北方连接世界经济的枢纽。具有这样地理条件的沿海城市很多，但都比不了天津，因为它离北京很近，总是有大笔的资金需求往来于这两个城市。民国时期，闻名于世的华资“北四行”中的三家——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都选择了天津做总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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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拿金城银行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银行相比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别，在陈“敬远官僚”的时候，金城却是1917年拿了大笔军阀官僚的钱成立的。其董事会、监察人中，曾任督军、总长以上的人物颇多。可以看得出，在天津经营金融，便于得到北洋政府的滋润。和上海的银行相比，金城银行承购的军阀政府公债数量也大得多。利用内幕消息，投机取巧，天津更有利于银行做生意。1924年，废帝溥仪（1906~1967）被赶出紫禁城，也是一路跑到天津避难。他带出不少宫中的珍宝拿来作为抵押，向总部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贷款，才度过人生中这一段艰难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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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同样也看上了天津紧邻皇城的优势。1880年英国汇丰银行成为此地的第一家外国银行，门面就在维多利亚大街上。北京公使馆的往来账项，中国北方的贸易结转，都要通过天津的银行中介，辛亥革命前，这里已是外资银行高楼林立。北洋时期，天津的独特性未变，又有十几家外资银行在这里开张，如法资的东方汇理银行，中国意大利合资的华义银行。还有一些银行在此新起了大楼，如1922年落成的比利时华比银行天津分行大厦、1926年完工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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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的外滩船桅林立，1880年时已是洋楼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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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和外资扎堆儿在天津，还不是看好了天津卫得天独厚的资源？但是没承想，好日子只延续到了1928年。北伐成功后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权势和财富一起跟着南下，北京也改作北平，天津的金融业从此被上海抢了风头，昔日的“绅士”日趋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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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尔街”——上海沿黄浦江的那条宽阔弯弯的外滩大道，今日更加意气风发，势头一时无二。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更是聚齐了全世界的目光。可以想象，如果宣布明年首都将迁到南京，那会在上海引起什么样的地震。90年前，这不是想象，好事就是从天而降。根据1926年的记录，当年在上海运行的银行已有38家，其中日资银行9家，美资8家，法资6家，英资4家，意资3家，俄、比、荷各2家，德、挪各1家，以汇丰银行雄居群首。江浙财团著名的华资“南三行”——浙兴、上海商蓄与浙江实业，“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以及中中交农的总行，也在这里与外资行并肩而立。大批资金和业务跟着中央政府蜂拥而至，上海的金融机构很快超越了百家，其中佼佼者选择了在外滩矗立自己的总部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