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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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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经济干预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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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去逛书店，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布雷顿森林的争斗》，这是我们几十年前读研究生时接触的金融史书，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以它为题制造鸿篇大论。仔细一看副标题，噢，原来重点是解读凯恩斯（1883~1946）与美国亨利·怀特（1892~1948）先生就打造世界新秩序所发生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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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此刻，在美国新罕布尔什州的布雷顿森林，重量级人物已坐在一起，开始探讨“二战”后重建世界经济的新秩序。过去的30年，列强的国力此消彼长，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座次不可避免被重排。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争吵，集中反映着英美对未来世界经济金融主导权的争夺。两个不同的方案针尖对麦芒，正如凯恩斯与怀特两人口舌互不相让。作为一个英国人，凯恩斯觉得怀特粗鲁，丝毫不懂得文明人的言行举止。怀特则嘲弄这位新晋英国“爵爷”，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不过，面对战争的破坏和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必须找到共事的基础。英美有责任联手建立一种更加开放且稳定的经济模式，特别不能让某国经济如脱缰野马，资本到处冲撞，制造新的国际政治外交危机。这么做是为了修复世界经济，也为了拯救全球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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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年轻的凯恩斯就曾大声疾呼，政治家们的精力应当更多放在解决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问题上。不幸的是，当时欧洲四强的政府感兴趣的还是领土争夺，他们不想为私人部门和跨国公司承担经济责任，更不想承担国境线以外的经济责任。参加和会的高层政府官员，不熟悉也不关心经济政策。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曾一度束手无策。罗斯福总统后来受到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思想的启发，搞起了“新政”，才帮助美国跳出了经济衰退、货币紧缩的苦海。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二战”后，把这种美式“政府拯救经济危机”的实践，放大复制到世界经济领域，重建复兴已是衰微破败的欧洲和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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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一对冤家对头，也是“二战”后世界经济金融新秩序的设计师 （左为凯恩斯，右为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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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有44个国家的700多名代表，凯恩斯可以说是会上唯一的风云人物。据说，这位“爵爷”每一出场，闪光灯就会从50个不同的角度跳跃不停。会议决定引入美元、黄金、各国货币的钉住汇率制度；创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跨国的金融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凯恩斯“问题导向”经济学的理念。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凯恩斯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绝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因为英国，正如史学家们所调侃的，在“二战”中赢得了一场战争，但丢失了一个帝国。战后世界经济的主角，是一个新兴的霸权。非常不幸，它恰好就是英国人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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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那些全球旅游招贴画至今还在英行地下金库的墙上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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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地下金库，“一战”前储备的黄金为世界第一。但是到“二战”结束时，金库里只剩下战前贴在墙上的旅游招贴画了。1944年的美国人如正午的阳光，光辉灿烂，而英国人则夕阳西下，后面拖着长长的背影。不可否认，从1871年实行金本位制到“一战”之前，是英格兰银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是伦敦经营着全球证券市场，是英国人牵头引导着银行借贷的走向。英镑像万千丝线，编织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金融贸易网，德法俄及日美的经济发展都曾得益于这样的全球秩序。这个世界被英国人主导太长时间了！美国觊觎这个领袖地位已有几十年，现在，借布雷顿森林的会议厅，美国人请英国人体面地让出首席。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威灵顿公爵，英国人当年可是威风凛凛，把老牌帝国打翻在海洋，夺取了天下霸权。可美国人呢，这个“二战”中与自己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仅仅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华尔街，甚至一张美元，就轻而易举地得到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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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伦敦英格兰银行前面的地铁站被德国人炸毁。英国被迫做出选择：或是在军事上输给德国，或是在金融上输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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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心里其实也明白，英国此刻哪里还有实力与美国讨价还价。强权易位这件事，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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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维持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国家与银行得腰缠万贯。欠了巨款的英国人希望债主美国能豁免一些贷款，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二战”的军火生意使美国制造业兴旺，政府的低息低税政策，使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际收支账户盈余高企。以其国力与黄金储备，美国人敢于承诺黄金的固定汇率为35美元一盎司，此话说出来掷地有声。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库掏空了，英镑是软塌塌的，分量只有纸重。其次，金融话事权，除了本身国力强，经济与金融的辐射力也要强。本来英镑后面的版图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眼看着“一战”后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萎缩，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在凯恩斯的建议鼓动下，想出了一个“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主意，改换白银而非黄金作为区内货币的基础，以图保持英镑在欧亚非十几个国家主要结算货币和汇兑本位的地位。这一想法一直被各国指指戳戳，称之为“金融帝国主义”“贸易帝国主义”，压制了区内其他国家寻求自主的“经济民族主义”斗争。同时，不论是旧日殖民地、英镑区、英联邦，抑或英国自己，都在日益依赖进口美国货。因此美元的辐射相比英镑在全球贸易结算上更有穿透力。最后，想坐在金融塔尖上，自己还要有强大的资本输出能力。伦敦在一个世纪里是全世界的头号资本市场，外国公司和政府在那里发股发债、购买保险，伦敦的银行是组织银团贷款的主导。但现在，伦敦以及整个欧洲资本市场都只剩下干涸的河床，眼巴巴地等待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往里面注水。英国人的“绅士资本主义”这会儿要看别人的脸色求生，美元的慷慨解囊决定着金融城的命运。“伦敦”，把这两个字和国际金融中心连在一起？现在想也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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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总统的竞选人，站在金币上拉选票，鼓吹美国的繁荣、海外的威望、商业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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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格兰银行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250年来，英格兰银行始终是一个私人机构，它的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私人部门。它为英国的全球贸易与殖民战略服务，为政府的融资服务，但它并不直属或附属于政府。而未来的全球经济金融协调，靠的是两个由各国政府出资，政府指派执董的机构来维持。凯恩斯特别反对将两机构总部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建议。他并不是敏感于各国政府的干预，而是担忧美国政府从此可能一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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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已经一步步从后台走向前台。就说英国政府，以前在中国人面前是个隐身人。李鸿章访英时想和政府对话，结果发现在中国的海关税收要听曼彻斯特与格拉斯哥厂商的，贷款利率要听银行的。赫德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始终是以私人身份受聘海关。民国初年，以英国人为首的银行团对华贷款，台上台下，看到的都是汇丰银行在导演。到了宋子文孔祥熙搞“废两改元”的1933年，事情起了微妙变化，正在努力拉起白银“英镑区”的英国政府非常积极，派了一位财金专家李兹先生到北京，试图把中国未来的银圆货币与英镑绑在一起。1941年抗战时期，英国政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由财政出资帮助中国搞外汇平准基金。几十年来，可以看出，英国政府从站在银行家身后，变成并肩而行，甚至在前方打头阵。而美国人呢，在中国金融活动中一出现，就带有很强的政府印记。突出的表现是在抗战中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援上。虽然美国花旗银行业务上难以望汇丰银行项背，但美国政府出手阔绰，例如投入5 000万美元在外汇平准基金，顿时令英国政府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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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教导人们应当储蓄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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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面对着伦敦城的残垣断壁，英国再也无暇做什么“帝国梦”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恢复国内的工业生产、实现充分就业、提供社会保障、降低劳资阶级冲突。这个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内经济最大的挑战，致使民意抛弃了旧的、正统的经济说辞。结果，战争刚刚结束，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赢得胜利的保守党就丢失了执政权。1945年，主张经济国有化和政府强势干预的工党上台。1946~1951年，英国非常集中地实现了对煤矿、钢铁、电力、铁路等支柱行业的国有化（还有一些行业“二战”前就已经国家化了）。英格兰银行的私人股权就是在这一浪潮中，被政府全部出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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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1931年提交英国政府的《金融工委报告》中就提出过国有化英格兰银行的主张。在政治上他投身于自由党，但他不认为私人机构的力量能够解救资本主义不断爆发的危机。把一个已经伤痕累累的经济，交给一个自由的市场去调节修复，更是不智之举。1936年，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中极力证明，对于充分就业与扩大需求，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够做得更好——只要它学会灵活运用手中的两套利器：财政赤字与货币发行。其中的关键是要放弃金本位制，给予政府货币发行的灵活性，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可能。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国有化的英格兰银行——这个自1844年以来一直是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被视为政府经济干预不可或缺的绝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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