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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以前被老夫人嗤之以鼻，现在政府得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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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一批的新经济金融理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与“积极财政政策”两个车轮经过的大道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20世纪下半期的世界经济，就在这条大道上千回百转。经济、金融系的学生可能都曾学习过，美元兑黄金的钉住汇率1971年被越战与石油危机冲垮；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彻尔夫人的供给经济学重新点燃私有化之光焰，英国将国有大公司归还给了市场；在世纪末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得非常强势，所到之国，“华盛顿共识”支持的财政金融政策便大行其道；而美元稳做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第一货币、国家外汇储备的第一投资资产。到了21世纪，虽然全球金融秩序中布雷顿森林的身影已经淡化，但凯恩斯经济学却仍在到处发酵。例如2013年末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联储在货币供应上搞了QE（量化宽松），联邦政府的赤字一直在暴涨。英国政府和英格兰银行在宽松政策上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通货膨胀表现温和，利率低行，英镑汇率坚挺。2014年甫一开张，各家投行的报告都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叫好，股市虽有调整，但市场信心正在重新建立。这种风景，无疑离不开几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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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的巴顿·比格斯在谈到昨日的金融史时曾感喟：“凯恩斯经济学把“二战”后的世界从衰退与通缩中拯救出来。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或许和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罗纳德·里根三个人加起来一样多。”谈到今天的对冲基金业务，他又告诫说：“每个严肃的投资者都需要弄懂凯恩斯的模型，因为它是世界运行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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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这本书亦得到了凯恩斯的称赞，1945年被丘吉尔引用，1980年为撒切尔夫人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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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在凯恩斯学说刚刚成型的1920~1930年，它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吸引眼球的叫板来自一位生于维也纳富裕家庭的奥地利人，叫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他和凯恩斯所争执的，是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继承来的一个老问题，即市场是否能解决所有的就业、价格与生产的平衡问题。哈耶克激烈抨击苏联当年的中央计划经济或集体经济，同时，在其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他也警告，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美国搞的这一套干预政策与福利政策，离统制主义（totalitarianism）也只有一步之遥。“经济的控制不仅仅是控制了人类生活可以分割出去的一部分，”他争辩道，“它控制的是实现人类目的的全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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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反击哈耶克的一些话说得也很刻薄。不过争吵归争吵，这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在剑桥的国王学院一起进餐，在河边一起散步，切磋砥砺。剑桥大学的弗里敦教授后来说，他们两人争辩的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终生成就奖——一位学者在专业领域里梦寐以求的荣誉。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永远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础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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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记得凯恩斯和怀特争吵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吵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激烈程度或许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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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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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小蒋老虎苍蝇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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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年的民国，不管是纵向对比通商银行成立时的清末，还是横向对比危机与战争笼罩下的西方, 颇有建立财政金融“新秩序”的希望。这个中国版的新秩序应当包括：中央政府统一税制币制、维持稳定以利工商金融业的发展、平衡财政与调整内外债、收回列强控制的海关与国际贸易权。但这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奋力抢救全球资本主义之时，国民政府把希望变成了彻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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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渊的两只手，是特权与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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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特权与贪腐时，首先想到的是官僚资本。但实际上它是一片黑云覆罩下的森林，往下看，根深蒂固的是“政府”的特权与豪夺；往上瞧，枝繁叶茂的是“政商”的特权与暴利，中间又粗又长的是“官僚”资本的躯干。财政金融, 为它们输送赖以生存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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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豪夺，必须排在“特”与“贪”的第一位，对象是整个社会，首先是江浙一带的民族资本。以费正清教授的观察，从国民政府建立的第一天起, 这就不是一个“亲商”的政府：“它远非心系资本家，相反，它摧毁了相当自由主义的上海商界。利用一种帮派的恶劣手段，它连哄带吓，胁迫商人为连年的军事支出提供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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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后世史学家笔锋带刺的描述，意思正好相反：国民政府开始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高官自肥，而是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信仰，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这一理想驱使着国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独揽军权与财权；统一税制币制，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系；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个小银行，实施外汇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系列“顺应时势”的金融改革，背后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支持国军四面征讨反动力量, 实现当年北伐提出的建设新中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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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由五院十八部六个委员会构成，在南京建成了几条行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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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以后的5年中，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将近4倍，主要靠的是借款。财政支出的50%直接记录为军务支出。这一比例在1936年降为30%，但政府已经债务高企，利息支出上升为收入的45%。等到政府可以玩转中央、中国两个银行，印钞机就弥补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窟窿。民国经济的发展，不过是国民政府军事财政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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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权对国民政府的军事财政提出制约监督？孙中山曾提出“五权宪法”的理论，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据此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同为治权机关，互不统属，互相独立。可以认为，这已把制约监督政府的机制设计在政府的肌体自身中。不过，“五院”之上有画龙点睛的一笔，就是政府要向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负责。研究系学者张东荪不同意这种安排，在他写的《对抗之价值》中，他主张政治上要有“对抗二势力”，和平竞争，在宪法的限制之下，互相约束，政府的作为也要由这两势力来监督。这当然不符合国民政府的胃口，它驳斥道，不是张的原则错了，而是时机不成熟。史景迁在《寻找现代中国》一书中回述，孙中山早已为国民革命制定好了程序，跟着夺取政权的“军政”阶段是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训政”，最后才能实现依法执政的“宪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没有实现宪政的时间表，“二势力”从何而来，凭什么对军事财政进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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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南京行政院旧址。五权分立的政府部门聚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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