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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在国民政府垮台前夕，250多万两黄金和大量外汇白银在两度任职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指挥下，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秘密偷运台湾。这是中央银行仅存的一点可怜家底，它来自对工商与公众的最后搜刮, 支撑着大陆漫天飞舞的金圆券的发行。俞行长的所为，让人联想到今天银行要员携款外逃的“大案”。不同的是，这是蒋介石信任的政府机构所为，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滥权枉法，监守自盗”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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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二位的是“政商”的特权与暴利，它们总是和特定的政治时代与制度相互依存。本来，商人是靠市场、靠本事吃饭，但是，当政治特权可以带来商业利益，特别是这种利益可以裹在“民族、国家”的大旗下，商人会在本能和理性的引导下向特权靠拢。中国政商的代表人物，清末有胡雪岩、盛宣怀，民国初年有虞洽卿、张嘉璈，等等。盛宣怀的“贪”、虞洽卿的“贿”、张嘉璈的“从政”，不同程度沾染上了特权利益的印记。金融史学家洪葭管说，1946~1947年宋子文主持行政院开放外汇市场，搞许可证特权，得益的并不只是几家官僚资本的公司，中外商人搭便车的比比皆是。获取了大量的暴利，丑闻时时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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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与政客你来我往，利益输送，甚至是追求暴利的同时，也可能在为社会积聚着“正能量”，有助于改善“公共福祉”。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民国商人，走近特权的时候，总还是抱着对道德的敬畏之心。因此冯筱才说：“不论是杜月笙，还是虞洽卿，其行为模式至少在表面上还要建立在‘公共服务’基础上，同时也间接代表各种不同的弱势群体发声，有助民间社会保持一定力量，并抑制官僚集权政治的形成。”实际上，昨天还拥有特权暴利的政商，转眼之间也会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强者如虞洽卿、张嘉璈，在政治威权与官僚集权的狂风暴雨中，亦曾如一片飘摇落叶，落地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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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害金融秩序的主干，是盘踞在政要部门、手握实权的贪赃高官。他们为一己私利精心设计特权“小王国”，他们有填不满的欲壑贪心。这些人其实并不关心民国党争的那些原则，也不会为党国的利益做出真正的牺牲。他们不打算遵循传统价值和社会准则，贪腐有恃无恐。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才干与精明，在国难人祸的混乱中，一方面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另一方面在泥沙俱下的商场上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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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重新评价宋子文、孔祥熙在建立民国财政金融体系上的贡献，他们在1945~1948年的表现，也逃不脱上面的这些评语。抗战结束的那一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已聚积了黄金600万两，可用的外汇资金有八九亿之多，还有大量接收的敌伪产业、各类罚没、名目繁多的“献金”，也能折合数亿美元。美国人赠送了大量的军备武器与大笔优惠贷款，列出来是一个长长的单子。恐怕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财政金融上还没有过如此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央银行和美国人给了国民政府新的底气，蒋介石摩拳擦掌，要重拾“统一”中国的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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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为民国政府当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却心怀忐忑，他对蒋介石此一时的政治抱负非但不感兴趣，而且相当悲观。1946年3月，他垂头丧气地对记者和参政员承认：“没有和平，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接着，他又打起政治家的精神，说他的工作就是“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宋子文希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拓宽和西方的贸易交往，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援助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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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心怀忐忑的公众，只见行政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不停地颁布外汇管理与进出口管理的法令、法规，但看不到黄金和美元在银行间已悄然转手交易。1947年，蒋介石的国共决战布局还没有完成，宋子文控制的财政部和贝淞荪担任行长的中央银行，已经把国民政府的家底暗地里当掉了一半。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缩水了60%，物价飙升，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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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上海发生了第一次“黄金抢购风潮”，此后两年多从未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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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迫于风潮和舆论压力，监察院曾出重手，也是唯一的一次，弹劾了违法套利的蒋介石的郎舅和渎职投机的央行官员。然而，赶走了一班人马，换来另一班人马，“经济老虎”的恶行不见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利用国难当头，以体系内漏洞为掩护，“合理地”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未来生存机会，成为官僚们的共同选择。越往高层，越是容易看透政权的性质和前途的黑暗，越是缺乏对国家治理的信心与理念。1947年，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和在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痛斥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贪腐，指名道姓，列举孔宋控制的福建公司与扬子公司是囤积投机、非法炒作之首恶。他质疑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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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0亿金圆券与等价的3 400美元放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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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企业和权势家族大发横财的同时，末日的国民政府却财源枯竭，外债无门，内债无路，海外对华投资亦裹足不前。唯一的救命稻草是开足马力印钞，释放潘多拉盒子里的诡异魅力。法币和金圆券一前一后，如魔盒中升腾出的雾霾，毒素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损毁着民国脆弱的货币金融肌体。到了1947、1948年，物价的上涨变成了以日计、以时计。赤字和货币云山雾罩，朦胧中财富发生了重大转移，在美国的银行里诞生了一批民国权贵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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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代替了汪精卫政府设立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币”，1948年，财政部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并发行金圆券，结果它们都变成了废纸一张。金融失控的局面令人恐慌。1948年8月，蒋介石亲自领导了一场对通货膨胀的反击战。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经济管制委员会，直接隶属行政院。而这个委员会的两位大员，一位是央行总裁俞鸿钧，另一位就是血气方刚的蒋经国。这是场双向出击的战斗，“东线”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兑换法币，统统改为使用金圆券，并把币值缩小为300分之一；“西线”是政府出台法令，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严惩聚众闹事。蒋经国对这场战斗认识深刻，他上纲上线地说：“政府颁布的经济新政策，不仅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改革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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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丰子恺用调侃的画笔，描绘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民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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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领袖的尚方宝剑，小蒋英气逼人，喊出“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雄壮口号，但实际上他老虎苍蝇一起打。惩处囤积居奇的奸商和操纵物价的官员，他如同“搞革命”一样，毫不留情手软。9月，一批批政商和奸商被“改革派”当街执法。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也在为“打虎英雄”叫好：“过去三个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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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壮举激情澎湃，结果却事与愿违。蒋经国“打虎”70天变成了“骑虎难下”。说到底，他的使命不仅是“改革派”与物价、法币的一场较量，而且是与金融特权和贪腐势力的一次对搏。强制收回民间金银的法令也成了一纸空文，碰到在海外有一定资产的人，就可以全部豁免，孔宋等大家族的财富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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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一边冷眼看蒋经国赤手空拳和“老虎”散打，一边开动印钞机，将成捆成捆的金圆券加速扔进市场，对普通百姓继续进行公开掠夺。物价也没有因为一些虚张声势的社会改革而吓得转头向下。相反，严厉的制裁导致工商物资逃向其他城市，供给更加为势力集团所控制，限价变成了市场瘫痪，高价而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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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虽然影影绰绰发现了孔宋家族贪腐的“虎迹”，但没想到，他打虎的胳膊还没有抡圆，自己反倒掉进了陷阱，被蒋介石和宋美龄逼得在“忠”与“孝”之间做出选择。这场由蒋介石点火，蒋经国全情投入的改革，完全没有触动国民政府的货币银行体制，更没有改变军事财政的方向。它的黯然收场，意味着民国在大陆最后的一点儿希望，被特权和贪腐冷酷地推向了地平线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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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到台湾的那一笔黄金外汇，是后来台湾的经济稳定和币制改革的希望。但那已经是与大陆经济金融不相干的另一篇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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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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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中国出了个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