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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耀华1949年刚刚从美国讲学归来。彼时彼地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正在从战后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中慢慢脱身，重新获得了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同时，国会要求美国联储必须继续与财政部配合，维持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特别是要保证就业、生产、购买力与物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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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挑战和对策平移到1949年的中国，似乎异曲同工，但它们背后所反映的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人民银行不能独立，它很快被归并入政务院的直属行政系统，总行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旧日的“华尔街”——西交民巷。金融业也不可能继续保持自由化与多样化，否则，就无法建立计划经济体系中的金融秩序，难以维护人民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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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耀华（中）建议成立“中国金融协会”，出版月刊杂志《中国金融》，创立了人民银行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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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时初期中国，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还有两三千家，市场上的银圆存量巨大，虽已被禁，但实际上它们仍是流通中的“大哥大”。各种交易市场在和全国解放的形势对赌，冲击着物价指数如坐“过山车”。特别是在上海这座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政治与经济堡垒，虽没有了孔、宋之类的大家族，但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大小投机商、茫无头绪的惊恐市民、孤注一掷的工商资本，他们都把“货币”看作是主宰自己和社会命运的“挪亚方舟”，拼命要爬上这条船。他们储存黄金、倒卖白银、投机物资、抛售纸币，局势乱作一团。国民政府的“老蒋”“小蒋”曾想在这里建立秩序，结果是乱上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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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进入上海的人民银行面对的就是这一乱局。然而，运用政权和物资集中的能量，人民银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即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清理了银圆对人民币的“抵抗”，关闭了所有违反法纪的投机市场和机构，帮助私营工商业很快地恢复了生产，经济生活基本走向了正常。在清理干净的场地上，商业信用逐步被取缔，银行的信用最终集中到了“统存统贷”的人民银行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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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的变化，在20多年的时间里，止步于一家银行、一个信贷计划；止步于货币的集中发行和M0、M1、M2的创造。中国人民银行，如资耀华先生的建言，真正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是1984年的事情了。时间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它流过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1913年美国的联储、1928年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1949年的人民银行，终于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冲击到现代银行制度的前沿。那时我还在上研究生，论文的标题就是“论中国中央银行制的金融制度”，其实只是在重复金融前辈所熟知的那些基本原理。人民银行跨出的这一大步，在20世纪70年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文革”的后期，中国的物资经济、调拨经济走向了极端，差点儿就回到了产品经济。它不但是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同时也成了一个没有银行的国家。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回忆了发生在1969年7月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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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银行系统同财政部门合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入财政部，各省市分行与财政厅（局）合并。当时，我作为人民银行的代表同财政部商谈具体合并事宜……最后，银行的独立系统不复存在，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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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版画，描绘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北京经济行政管理中心。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后来都搬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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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一家银行被合并了。它的建立功臣南汉宸行长被诬陷为“坏人”，理由是他曾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没有了人民银行，人民币上面的一行字毛将焉附？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在那样一个拧巴的年代。不管怎么说，老百姓相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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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历史长河流过了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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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人民币，已是今非昔比。人民银行为它而发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它而忙碌，资本市场是它投资冒险的乐园，网络金融正在为它换上新衣。不但全中国，包括全世界，都为人民币的消息瞩目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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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人民银行接手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一共只得到黄金6 000两、白银3万两、银圆百万枚、美元几块钱。今天，人民银行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相当于美元3.8万亿。在它管理的金库里，存放着世界上第五大的储备金。但是人民币并不会为这些外汇黄金移情别恋，它就是自己的本位币，站在它身后的是中国强盛的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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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集中掌控的货币而孱弱。石家庄城墙上的那一张布告，以人民银行之手，为国家的货币发行安装了集权的水龙头，筑起了政府维持金融秩序的防波堤。一个甲子过去，在世人眼中，今天的人民币颇有金砖的分量，它象征着中国人和国家财富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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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5章 精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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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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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德充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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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世界，难道不是从来都由精英说了算吗？前面一直在谈政府的集权如何定调现代金融，那么，精英在金融体系内又处于何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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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是拥有特权的群体。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是一群人物，一批家族，一类公司，一个阶层。有一个名字最能展现他们在金融界的统治，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这个家族人物与公司的神话，从1813年就开始流传，1827年，它已经成了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条，这足以开创一个时代。讲金融精英，跨越这个名字，应当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是跨越了，把时代的开端，往后推了整整百年。1912年的某一天，老J·P·摩根在美国国会听证大厅接受聆讯，被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不但在美国，全球公众从此开始直面金融精英。这个标志性事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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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依靠立法建立了稳定的金融体系，精英在其中保持体系活力，提升效率，增加价值，是积极创新的基本元素。法治，在金融行业有两个关键中枢，一是设立银行的特权来自何处？二是怎样建立、维护金融信誉？对此公众并不熟悉。弗格森教授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曾说，在以往的文字里，精英雇用文人以“谄媚的”笔触刻画了钱主的形象。百年前的美国，州政府在银行管理上各自为政，联邦政府没有货币银行的监管机构。国会首次对质老摩根，是联邦立法者把鼻子伸进了金融领域。它要对银行业的经营进行全面的检测，要迫使大亨们认识自己，为特权设置约束，为信誉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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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精英被媒体——开始是书籍报刊，后来是电视电影，现在是网络微信——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具有重大意义。法治加上媒体，让公众知道了精英们如何行使权利，也获得了系统持续的工具。以社会舆论监督精英特权，苛求且维护精英信誉，以至于直接间接影响金融行业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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