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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15日，从旧金山到上海滩，国际报刊出现了一条新闻：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诺曼由于近几个月来超常的压力，身体感到不适，必须接受医生的建议，放下工作，进行休假式治疗。这是一条不寻常的新闻。过去，央行行长只是金融圈子里的名人，现在他们也被媒体包围，失去了私密空间。行长们制定执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联动，毫无例外，都曝光在立法者与公众的视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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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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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超级男女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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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过来的人，可能记得昔日时兴的一个口号，叫作“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国家（state）、民族（nation）、人民（people），是19世纪以来冒起的三股最强劲力量，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西方，它们合力打翻了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东方，催生了实践的社会主义；在亚非拉美，赶走了殖民主义与家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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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宣传画，那时国家、民族、人民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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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了解较少的，是20世纪西方学者关注的其他影响社会发展的力量，诸如宗教伦理（religion ethic）、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还有公司组织（corporation）、精英群体（elite）等等。其中的精英群体是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一个超级人群，他们集聚了资源，掌握着权力，他们的决策能够左右普罗大众的生活，影响穿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金融精英居于金钱社会的顶层，是权力与货币资本的完美结合，不只在财经界，而且跨越许多领域，他们堪比受人尊崇的“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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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的现代金融业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但是精英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尚未为人们所理解。记得有一本在美国颇受欢迎的书叫《银行家》，作者马丁·迈耶特意记述了数位银行家鲜活的个人品性与发家史。但译者在前言中说明，这些对“精英”的冗长描绘过于报告文学，就把它们删掉了。今天，肯定没有人再会做这样的取舍。金融精英的权力与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演绎为隐秘的“大阴谋”，他们成为传记文学中的明星，即便是正统的史书，也不会忘记描写他们的人文魅力与逸闻趣事。我们关心经济生活中的体制、机制和重大事件，更关心在其中运筹帷幄的精英人物。留意每日的报刊微信，上面总是在跟踪报道金融精英的言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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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这个词来自于复杂的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在英国人的字典中，这个词不指单数，而是意味着一部分人，或一个阶层，特殊的家世、社会地位或财富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贵族、政治强人和伦敦金融城里的富绅就是典型的传统“精英”。他们数量不多，高高在上，编织了大英帝国的社会组织，也搭建了全球现代秩序的架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通过了一系列法案，特别是1999年的《上院改革令》，世袭贵族逐步淡出了英国政坛。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被掏空后，“绅士资本家”的底气随之被摊薄。全球金融的中心舞台上，换上了新主角。例如，世界银行首任总裁是美国人，第二任仍是美国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的执行董事只是一个“精英团体”中的一分子。英式传统精英的世界统治基本上被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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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英国人认为他们的“精英文化”在一系列冲击之后，遗韵犹存。这是由于：第一，财富仍然集中在固定的几个领域，即土地所有者、商人和金融家手里；第二，金融的实力依旧保留在伦敦金融城，居于文化传承首位的还是“绅士+资本主义”；第三，上流社会的高层，仍是来自一个小圈子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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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们考证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仕途上，议会中持有“伊顿公学”履历的议员仍占相当比例。70%的保守党议员拥有公学毕业背景，加上剑桥、牛津镀金的学历。欲在金融城出人头地，没有特殊的背景，想爬升到机构的上层，依旧是困难重重。传统的精英凝聚力和体制基石不但没有动摇，反而由于权力的扩大而更为巩固。斯宾伯格在《伦敦金融城》一书中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个商界，包括制造业，实际上是在一个金融管理者小集团的控制之下。而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聚集在清算银行与商人银行董事会里屈指可数的谦谦君子。由于交叉持有相当广泛的关键机构的董事资格，他们在体制中的地位是一言九鼎，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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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美国有一位教授赖特·米尔斯撰写了一本书叫《权力精英》，专门解析美国的权力结构是怎样由精英们组织运行的。米尔斯发现美国的社会现实与英国的“精英”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只是美国人更看重今生今世的个人努力，世家世袭不符合他们的“美国梦”。他指出三个领域是权力精英的集结地，即商界、政界与军界。这三界的顶层，就是社会架构中的战略指挥塔。在里面运用权力财富与声誉调动国家与市场力量的精英，不但人数很少，而且在爬上塔中旋转楼梯的艰苦过程中，已混得人人脸熟。他们的位置也经常互换，“从政府高官变成商家大腕，从白宫的官员转为董事会的成员，从军队的武官摇身变成政客，从这里叱咤风云到那里翻云覆雨”。不过，他描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时国内政治、战争阴影、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聚焦着权力精英关注的目光。米尔斯没有刻意着墨精英文化的金融舞台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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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形容现代精英群体出现了一个新词，即在全球顶层由“权比身大”的几千人形成了一个“国际超级阶层”。他们包括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媒体大佬、身家亿万的投资人、科技天才、石油霸主、对冲基金大腕、私募股权投资创始人、军方实权派、宗教领袖、著名作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大卫·罗德柯夫在《超级阶层——全球权力精英和他们塑造的世界》一书中，对国际超级阶层做了生动真实的描述。他的发现是：在财经领域，即财富的创造与拥有、融资与投资领域，国际“超级阶层”的集聚程度和影响力最高，跟在后面的是宗教、军事和政坛等其他领域。在他的笔下，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当年是“超级阶层”里的“超级阶层”，他为四任美国总统当货币金融之家：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从1987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只要金口一开，东绕西绕，他的话立刻成为媒体上的名句，足以使美国的市场颠三倒四，经济风云突起，并在全世界惊起波澜。依靠个人所表述的“思路”，就能迸发出如此威力，超级阶层的影响力在美联储这里表现得可谓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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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观察到“超国界”精英群体兴起的人，包括了花旗银行曾经的老板沃尔特·瑞斯顿。花旗银行是美国金融业“走出去”的先锋，20世纪80年代就在拉美风光过也跌过跟头。瑞斯特从银行跨国经营的实践中，预感到一个新的实力群体正在浮现。这些人掌握了两个新的物质上的优势：第一，拥有跨国公司的大平台；第二，掌握了信息沟通的新技术。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全球呼风唤雨，在美国之外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与同样信息灵通的国际政商伙伴建立了紧密广泛的联系，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与国内权力精英的互动。有一个故事是说，苏联解体后，年轻的市场精英们很快就找到了来自美国的资本，联手改造和开发了俄罗斯的核心产业。毋庸置疑，经济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带来了精英的国际化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精英化，国界和天空对他们都不是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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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精英们的光彩，20世纪90年代就照耀到了中国。例如1995年美国摩根士丹利的总裁约翰·麦克先生曾经在北京接受过采访，而且马上成了电视上的商界明星。又过了几年，中国的大公司纷纷完成重组海外上市，它们的高管也有了跨国知名度，只言片语甩给国际资本市场，也会导致全球的投资银行家们紧忙活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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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金融中心的皇冠落到了大西洋的彼岸，伦敦金融城里的精英们很快发现，在和平的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容量被全球积累的财富大大拓宽。除了传统的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一个新搭建起来的舞台叫作“财富管理”，大型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单位信托基金成了证券市场中新开拓的竞技场，足够年青一代精英挥洒创新的活力。美国人抹去了金镑往日的光辉，但却给欧洲送来了绿荧荧的美元。英国的绅士金融家在20世纪70年代抓住了欧洲美元这个机会——它远远超过了一个民族国家，甚至一个大英帝国所能带来的市场规模与潜力。在20世纪国际化的浪潮中，金融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重整旗鼓，再次跻身于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令大英帝国史学家略感遗憾的，是在金融城里叱咤风云的已不尽是传统的英国绅士，而是包含了来自全球各经济强国的金融精英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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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观众认识美国投资银行超级精英，可能就始于摩根士丹利总裁麦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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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四射的美国资本市场，吸引了全球更多的金融精英在那里一竞雌雄。争得桂冠的也是新起的一代创新精英，主力队员也都来自机构投资者、交易员、对冲基金经理、并购专家和隐秘的直接投资大亨。他们的成功要靠大把的资金、机构的运作平台、优秀的团队，以至强大的股东背景，但是最关键的，靠的是走在前面的领军人物和他们的智慧与勇气。许多金融家自身就是“精英”，但是他们的专长，是用金钱和市场创造更多更大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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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大亨把他们的成功总结成一个秘诀，那就是把钱扔给正确的企业家和他的创意。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说：“消费者追求优上加优，结果使演艺界顶层的超级明星更加光彩夺目……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那些出类拔萃、声名显赫的金钱管理者。”追求回报的精英创造顶级精英，握有金钱制造出更多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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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有金钱的金融家神通广大。黑石投资的总裁舒瓦兹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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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我们涉足的经济体，我们日益成为中枢。我们感到自己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我们期望不要引起反感，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对（所投）公司发展有利，让它们变得更好。这样说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交易……有时情况可能不顺利，我们需要帮助。从事金融的美妙之处，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电话找到任何想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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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就能找到正确的人，一个电话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原因不外是金融精英在全球有一个超级网络，沟通高效率，互动全覆盖，而且要规避败事有余的媒体追踪。精英们在各大城市举行论坛与研讨会，在高档酒店餐厅、私人豪宅、私密俱乐部、旅游休闲胜地与空中的头等舱里，都可能出现他们业务讨论或握手成交的隐秘身影。在伦敦与纽约之外，更多的城市里出现了中心商务区与金融区，如东京、香港、新加坡、迪拜、法兰克福，20世纪末新加入的城市中少不了北京、上海、深圳。在这些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某间办公室坐一坐，精英们就可能找到解决难题的思路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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