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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货币出现的那一天起，它就没断过给人类带来麻烦。特别是纸币，作为支付工具，只写着一句“以上帝的名义，我信任你”，就可以无价之物牵手有价交易。它一落地，就如播种，获得自我衍生的无穷活力。市场对货币的创造总是抱有极高的热情，今日互联网金融的“虚拟货币”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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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货币的系统性破坏力觉悟得最早，他们发明了一种机制，让英格兰银行的左手拿起监督的权力，管住自己制造货币的右手。美国人的自治能力世界第一，绝不情愿把制造货币和监管货币这件事交给任何一只手，而是希望依靠市场自律，维持货币的秩序。这种制度自信一直固守到20世纪初年，但是最终被1907年爆发的一场金融崩溃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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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崩溃起于华尔街股市，接着是一系列房地产和实业投资信托公司的破产，最后是银行的疯狂挤兑。美国人说，这次大恐慌在历史上是最后一次。银行家们无依无靠，呼天抢地自我救赎。此后，他们终于决定效尤英国，于1913年给货币的制造安了一个“婆婆”，美国联邦储备制度就此横空出世，结束了几千家银行自主发行货币的流水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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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913年12月24日的报纸登载了一条新闻，宣布联储成立是“商业新时代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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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人在英格兰银行已有的基础上搞点改良不同，美联储的设计颇具匠心。简单地说，第一，发行量决策权和货币价格（也就是利率、汇率）调节权被国会授予了联邦储备委员会，为它贴上隶属政府的标签。第二，委员会的7名领导由总统任命、参议院认可，任期可以是14年，远远长于4年一次的政府换届任期。因此他们可以跨越总统或政党的利益，不受选民好恶的制约，超脱于喧嚣的选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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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和独立的委员会在制度中并存的，有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它们由地方民营商业银行私有，行长们也是由“草根”银行家们自选。待在华盛顿的7人高层要和这12位行长们分享联储的权力。尽管这种分权安排形式重于实质，它却把中央的集权和从下而上的金融地气连接在了一起。第四，国会有权立法，影响金融业的格局。参众两院均设立了银行事务和其他各种委员会，它们俨然是“婆婆”的“婆婆”，不时要搞听证听汇报，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内部”会议被搬上了电视台，让公众可以即时听到看到高层的审议。第五，联储权力的核心是主席定期组织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例会。这里决策的基础是委员们的共识，而共识就是政策，不必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等待首相内阁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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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人搞出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储备制度？说到底，他们在理念上就是担心，集中的货币制造权力可能会被政府和精英们滥用，遏制了市场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因此联储要以权力制约权力，以自律监管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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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储成立时的讽刺漫画。人们最怕它变成一个嗜权的八爪鱼，自我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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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设计上费尽了心机，美联储仍不时招致指责。有人抱怨它唯政府之命是从，独立性不足；也有人憎恶它公私不分——“精英巨头”们控制国家的货币大权，并以市场之名放任金融精英们营私舞弊。曾经有一位众议员跑到国会大声宣称，“任何一个稍微熟悉美国宪法制度和职能的人，都会从本质上认定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一场公众监督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古怪联姻”。诸如此类的愤言，差点儿让联储遭到被推倒重来的命运。但是所有的诉责与它只是擦肩而过，一个世纪以来，美联储的基本架构都不曾改动。货币的逻辑是，没有信任，它就是一张废纸。美国人对美元的信任找不到比联储集权、监管市场更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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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如同《唐顿庄园》里的那位大管家，永远的一脸严肃，走路沉着坚定，随时准备挑出毛病。他们被实体经济聘用，管理经济的大庄园。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时代，西方有引人瞩目的四大央行行长：矜持低调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被认为具有洞察力和远见；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年轻才俊行长沙赫特，和诺曼同样具有洞察力，但手中同样差钱；美联储的主席斯特朗，虽背靠美国腰缠万贯，但却由于见识较浅而领导力不足；唯一左右逢源的是法兰西银行行长莫罗，但他却一心向往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不屑于纠缠经济问题。这四位行长在历史上撞在了一起，总体上被史学家评为不够称职。“一战”后欧洲经济危机的延续，“二战”爆发的经济导火索，与他们在货币管控上的作为或不作为，都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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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两位设计师——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被誉为伟人，他们的雕像，就站在华盛顿宪法大道这座美联储大厦的正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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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美联储的设计，使它的一把手更难当家。不过，在美联储历史上有两位主席青史留名，他们是马瑞纳·伊寇斯和小威廉·麦克切斯内·马丁。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通过了一系列银行法案，包括切割商业银行与投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者从1951年起做了19年的主席，提出了著名的“逆风飞扬”原则，即定义“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刚开始时撤掉大酒杯”，敢于在市场狂欢时冷眼宣布：“结束的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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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有两位联储前任主席，最为中国金融学人所熟悉，他们就是1979~1987年在任，至今仍活跃在美国监管舞台上的保罗·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后者是前者的继任，掌舵联储达创纪录的20年，直到跨入21世纪。他们引领金融风头的那段时间，和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初创的时代正好相契合，两位充满个性的联储主席名声如雷贯耳，对当年一代改革家深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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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对利用联储权力管住货币意志坚定，被誉为是对付赤字的“通货膨胀斗士”。格林斯潘则灵活运用货币发行调节市场如“魔术师”，是坚定的市场实践信奉者。两者的不同取向，恰好反映出几十年间美国货币监管环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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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是1979年由卡特总统任命的美联储主席。这时我们刚入校园不久，国家百废待兴，远望太平洋彼岸，美国无疑是世界第一号强国，是经济上现代化的楷模。但实际上，其时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都是困难重重，民众深陷焦虑怨愤的情绪之中。缘由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物价，已蔓延到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政府的债券在“滚雪球”，大多数美国家庭成了债务人。1979年第一个季度，物价指数就蹦上了11%，经济前景令人忧心忡忡。沃尔克接班时的联储是一个烫手山芋，他的前任为了保住执政党追求的就业目标，一直把印钞票当作有效的宏观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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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漫画，讽刺税收和储蓄养活不了吃得圆滚滚的联邦政府及相关机构，还是要靠货币来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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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卡特总统被描绘为像一位持家的主妇，号召全美国人民培养牺牲奉献的精神，告诫“拥有和消费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向往”。这样一位与现实脱节的总统，最后甚至找不到一位自愿为他两肋插刀的联储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最后一名，也是临危受命的一位，即是51岁的纽约储备银行行长沃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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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2.1米的沃尔克被人形容“看上去就像篮球场上的中锋，容貌有些憨笨”。但他上任一记重拳，就打得赤字财政和物价指数人仰马翻。卡特政府也因此被釜底抽薪，把竞选连任的机会丢给了共和党人。金融史家评价：“沃尔克完全靠着个人的人格力量，重拾美联储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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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敢于向通货膨胀和利益集团开战的精神，也帮助鼓起了中国货币发行控制的勇气。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胀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被改革开放的热气鼓吹着不断上升，消费物价指数蹲在两位数上下不来，折磨着居民承受力的敏感神经。各种为市场物价并轨闯关的理论、通胀小幅微调和反通胀的模型，包括麦金农的金融深化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被学者们统统快速引进中国。各国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和利率的经验，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也纷纷呈递给了刚刚成立的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和理事会。但是最令人鼓舞的是沃尔克在美国正在进行的实践，翻译成当时改革的语言，即是“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家，与商业银行分业”的独立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人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杨培新，时任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对介绍沃尔克和美联储不遗余力，反复警告货币不稳定对国家政治与经济可能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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