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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纽约多家投资实业的托拉斯资金链断裂，掀起一个小圈子里的大危机，结果却引起大众恐慌，发生了挤兑银行风潮。老摩根把巨头们锁进一间会议室里，强制大家出资，才力挽信托公司全线崩溃的狂澜。这次危机暴露了金融巨头们的幕后把戏，他们的座右铭就是绝不披露信息，绝不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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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的国会听证，终于有机会把老摩根拉到了公众前台。然而如摩根财团传记作家罗恩·彻诺所述，当年的政府、公司与市场都很幼弱，法律疏漏多多，能言善辩的摩根，在气势上先声夺人。国会大动干戈的讨伐，并没有找到老摩根任何犯法违规的证据，反而给了他一个机会来张扬自己清教徒的银行经营理念。当被问到他发放贷款的标准时，摩根回答说，首要的不是看借款人的抵押或财富，而是他的“人品”。他宣称，银行家虽不保证债券的价值或承诺赎回，但是他所担当的是更为重要的责任，那就是道义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正是这份责任感，决定了他的银行基业长青。老摩根的抗辩，句句站在了道德高地上，仿佛他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诠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化身。听证会的第二天，纽约的股票上涨了5%~10%。华尔街通过这种方式，欢呼老摩根发表的精彩行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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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博迪（1795~1865）是位美国人，作为银行家却有着吝啬鬼的坏名声。但他临终前捐款救助伦敦东区穷人的举动，打动了英国19世纪最受尊敬的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批准在伦敦城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像，这座雕像就坐落在旧皇家交易所的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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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个人的道德力量很真诚，但是，国会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并不打算宽容。听证会的第二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储备体系，集中了货币发行权，摩根财团一统天下的高墙被挖开了一个缺口。1929年纽约股市的大崩盘，5 000多家银行相继倒闭，政府和国会抓住了这一机会，对银行业的垄断再次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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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历来是资本的好友，现在连执政的总统胡佛都无法忍受大银行的傲慢——首先还是摩根财团。他说：“历史上从未见到过像摩根一样的强权，凌驾于金融、工业生产、信贷与工资决策之上。”它制定自己的行为法则，一手吸收公众储蓄，一手在股市操盘，把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拢于一身。那时为朋友公司优先承销、炒作股价都是不受监管的暗箱操作，通过内部交易赚大钱也被视为理所当然。1933年国会对小摩根的听证会上，揭露出这些市场赢家大面积偷税漏税而政府税务部门睁一眼闭一眼的黑幕，公众舆论为之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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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摩根（1867~1934）1913年从父亲手里接过大权，没有人会想到在他的领导下，摩根财团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前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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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小摩根手中的“道义”牌失去了赢得同情的魔力。国会决心通过立法，在金融巨头身上开刀，抑制市场竞争非理性非公正的一面。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无情地将摩根财团拦腰斩断。一边是留下来的J·P·摩根银行，另一边是几个分离出来的合伙人于1935年重新组建的一家专注市场承销的小银行——摩根士丹利。银行手中的巨额存款资金，再不能用来在股市中横冲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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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对垄断资本还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挑战，这就是苏联已自成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垄断的、腐朽或寄生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不愿自己退出经济舞台，那就让社会革命剥夺私有财产，把食利者阶层和金融寡头一并斩草除根。代替私人垄断的力量是国有的公有的企业，在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中，资源和收益将得到更为公平有效的配置。社会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兴起，对美国垄断资本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他们认识到，对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和反垄断立法做出一点让步，总比激化矛盾、导致阶级斗争更为明智，更有利于保持银行巨头在经济中的优势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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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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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美国的股市才走出了低谷。而它在1960年真正的翻身，则伴随着一次美式的金融“草根化”，即“人民资本主义”运动。以一头公牛的形象做公司标识的美林公司，首先推出普及股票买卖知识的项目，在纽约的火车站摆摊进行普及。同时，政府养老保险计划的实施、共同基金的成立，吸引了工薪阶层与普通百姓参与证券投资，成为企业小股东。随着股票指数的扶摇上升，资本市场被视为大众分享股东权益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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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长。在金融的各个领域，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大玩家。尽管市场不容再现类似摩根财团的巨无霸，却足以容纳更多的金融巨头。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商业银行，各类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一种新的形态重新登场。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它们提供的产品令投资者眼花缭乱，难以评估风险；借助高科技的手段，它们快速创造或攫取市场机会，获得普通人不可企及的超额收益。更为令人瞠目的是，它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和关键信息，能够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市场的弱者发起致命攻击。到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巨头的游戏开始与实体经济脱离，越来越多的衍生产品，变成了天才们发明出来为自己赚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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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对冲基金的佼佼者乔治·索罗斯，实力强大到居然击败了多国的中央银行。1992年，索罗斯动用个人的上百亿资金，带动了其他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大量做空英镑。英格兰银行投入价值270亿美元的外汇与他们对抗，仍未能阻止英镑狂跌的命运。1997年，索罗斯又如法炮制，攻击泰铢，对战中泰国央行也损失了巨额外汇，以泰铢贬值40%收场。索罗斯在这些战役中硕果累累，直到他遭遇了香港金管局。在1997年的港币联汇保卫战中，索罗斯没有占到便宜，“金融大鳄”的威风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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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银行业开始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妨碍它们做大做强的紧箍咒，定要除之而后快。有金融史学家证明，1929年的危机主因实为美联储的错误政策，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割是代人受过。如果坚持此分治之法，则美国的银行就不能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扩张，有效参与新经济竞争。更有人直言，这将会使纽约失去优势，21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可能属于伦敦、法兰克福，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转移到更具竞争力的城市——上海。倡议新法起草的参议员格拉姆大声疾呼：“我们曾认为政府是经济大危机的答案。在这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重新做出抉择：自由才是答案！”1999年美国参议院以98票赞成8票反对，众议院以362票赞成57票反对，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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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取缔“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分业经营条款”，并宣布这个法案已经“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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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松绑刺激了全球银行业的兼并收购和重新洗牌，结果大上加大，强者更强。2000年以后，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这个级别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业务上几乎成了头对头的竞争对手。再后来，事情的进展大家都知道了，赢者通吃的金融大鳄落到了几乎倒闭的边缘。政府再一次成为金融危机的救火队员。可叹的是，1933年的法案，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新的金融业态——投资银行。2008年的政府救助之后，最后的两家大投行——高盛和摩根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利用美联储再贷款窗口的商业银行。造化弄人，一场危机颠覆了一个只存在了70多年的新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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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风险何在？要不要监管？如何牵制垄断、防止赢者通吃、使普通人能公平占有金融资源？对于一个专业水准高、牵涉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行业来说，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引起新的争议。在金融生态大变局的今天，传统金融像是一位久经征战的老者，它手上捧着的就是上面这些通用了几个世纪的金融词汇，不知对未来是否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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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摘自梁启超《论“托辣斯”之利弊》，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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