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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长。在金融的各个领域，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大玩家。尽管市场不容再现类似摩根财团的巨无霸，却足以容纳更多的金融巨头。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商业银行，各类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以一种新的形态重新登场。在全球化的市场上，它们提供的产品令投资者眼花缭乱，难以评估风险；借助高科技的手段，它们快速创造或攫取市场机会，获得普通人不可企及的超额收益。更为令人瞠目的是，它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和关键信息，能够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市场的弱者发起致命攻击。到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巨头的游戏开始与实体经济脱离，越来越多的衍生产品，变成了天才们发明出来为自己赚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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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对冲基金的佼佼者乔治·索罗斯，实力强大到居然击败了多国的中央银行。1992年，索罗斯动用个人的上百亿资金，带动了其他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大量做空英镑。英格兰银行投入价值270亿美元的外汇与他们对抗，仍未能阻止英镑狂跌的命运。1997年，索罗斯又如法炮制，攻击泰铢，对战中泰国央行也损失了巨额外汇，以泰铢贬值40%收场。索罗斯在这些战役中硕果累累，直到他遭遇了香港金管局。在1997年的港币联汇保卫战中，索罗斯没有占到便宜，“金融大鳄”的威风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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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银行业开始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妨碍它们做大做强的紧箍咒，定要除之而后快。有金融史学家证明，1929年的危机主因实为美联储的错误政策，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割是代人受过。如果坚持此分治之法，则美国的银行就不能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扩张，有效参与新经济竞争。更有人直言，这将会使纽约失去优势，21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可能属于伦敦、法兰克福，或者在可预见的将来，转移到更具竞争力的城市——上海。倡议新法起草的参议员格拉姆大声疾呼：“我们曾认为政府是经济大危机的答案。在这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重新做出抉择：自由才是答案！”1999年美国参议院以98票赞成8票反对，众议院以362票赞成57票反对，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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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取缔“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分业经营条款”，并宣布这个法案已经“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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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松绑刺激了全球银行业的兼并收购和重新洗牌，结果大上加大，强者更强。2000年以后，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这个级别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业务上几乎成了头对头的竞争对手。再后来，事情的进展大家都知道了，赢者通吃的金融大鳄落到了几乎倒闭的边缘。政府再一次成为金融危机的救火队员。可叹的是，1933年的法案，在美国创造了一个新的金融业态——投资银行。2008年的政府救助之后，最后的两家大投行——高盛和摩根摇身一变，成为可以利用美联储再贷款窗口的商业银行。造化弄人，一场危机颠覆了一个只存在了70多年的新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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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风险何在？要不要监管？如何牵制垄断、防止赢者通吃、使普通人能公平占有金融资源？对于一个专业水准高、牵涉到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行业来说，这些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引起新的争议。在金融生态大变局的今天，传统金融像是一位久经征战的老者，它手上捧着的就是上面这些通用了几个世纪的金融词汇，不知对未来是否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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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摘自梁启超《论“托辣斯”之利弊》，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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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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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绅士”银行家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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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2010年7月一个傍晚的圣保罗大教堂，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的讲演还在进行中。他的故事围绕着一本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西格蒙德·沃伯格——他的人生与时代》，教授希望从这位伦敦城“绅士”银行家所信奉的“职业准则”引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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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格（1902~1982）创立了华宝银行，从名不见经传的德国移民，成为一名影响英国政治与经济的商人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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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金融城，笼罩在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阴影下，偶有洒满晚霞的傍晚，但不知又会遇到怎样雷鸣电闪的明天。一年多来，伦敦先是震惊于北石银行因资不抵债被收购，接着是眼睁睁看着1695年成立的苏格兰银行被其几年前兼并的房地产信贷公司的烂账拉下水。市场还没喘过气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又在美国宣布破产，连累金融新城金丝雀码头，家家银行如惊弓之鸟。危急之中，英国政府拿出了几千亿英镑救助“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点燃了公众对银行巨头渎职欺诈的怒火，更多的人对金融业的操守充满了疑虑。为什么一直在创新亢奋中的金融市场，如今却成为公众诅咒之地？那些如明星闪烁的金融精英，怎么反倒成了行为失当的蠢货甚至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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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转身速度太快，10年就可能不念旧情，今天的颠覆已非昨日的创新。距沃伯格风光的时代相隔已近半个世纪的英国，很少有人去翻当年的老皇历。弗格森教授所讲的故事，能和21世纪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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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连天让人们想到了雨伞，老式油布的，木把的，能挡风遮雨就行。危机提醒了市场：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过时并不意味着没用。在教授的笔下，半个世纪前的英国，金融生态正在发生变化：证券交易业务占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而老一辈银行家所珍视的客户至上的传统银行业务却在相对萎缩。面对新业务新市场的冲击，沃伯格感到焦虑。但是，他始终坚持“我们首先是银行家，其次才是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商。”正是这种忠于传统的态度，使他的形象在21世纪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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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银行家！”这是一个金融前辈的职业宣言，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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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摩根不是说过吗，他的贷款标准，首要的不是看借款人的抵押或财富，而是他的“人品”。“人”，是银行家坚持的出发点。沃伯格的一流银行业务准则包含五要素：道德标准、工作高效与高智商的声誉、关系、资本实力、个人能力与机构平台。可见，五要素中的四个点到了银行家的“人品”。沃伯格强调先有银行家的人品，才能有银行的信誉。拿这些准则来衡量，公众眼下的愤怒就事出有因：银行之连番倒闭，原因之一就在于今日金融界里缺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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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准则，是一位银行家，也是一个人的基本律条。不过，就是在沃伯格活跃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的评判与现实金融世界就已经出现了脱节。例如，银行家讲究以客户（clients）的利益为重，为客户提供最佳解决方案。但对于交易业务特别是衍生产品，交易对手（counterparties）替代了客户，如果以前者的利益为重，业务肯定无法做了。又如，银行家不喜欢风险与不确定性，希望把风险老实披露出来并加以防范；但这些东西正是交易商的好友，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风险与不确定越大，机会与回报才越诱人。银行家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创造性思维、谈判能力与广泛的人脉；而交易业务却越来越依靠信息技术，更快地获取与执行成为制胜的利器，传统银行家的优秀品质在这里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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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行家为业的人，容易为自己的道德准则所鼓舞，特别是当他长年占据说一不二的高位，自己的公司很可能就成为个人道德的外在体现。沃伯格似乎就陷入了这样的道德悖论之中。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在他的头脑里总是挥之不去。他坚持认为，对效率和智商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是找到有着发行与并购需求的客户，而不是销售和经纪。市场交易与投机炒作同场操戈，怎么能保证危机不会重演，银行家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眼中，一单承销业务挣的钱肯定比一百单交易业务挣的还要多。尽管沃伯格后来开发了基金管理业务，“水星基金”的业绩也相当骄人，但华宝银行的战略取向始终对承销业务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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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金融市场被严格监管，循规蹈矩，如果找不到新的突破点，它根本无法在国际金融舞台上重振昔日雄风。此时沃伯格已把英国看作是他的第二故乡，并深深接受了伦敦城“绅士”资本家的传统，那就是运用金融做开路先锋，引导政策，左右政经，为英国的利益而战。1964年，保守党的哈罗德·威尔逊担任首相，沃伯格成了他最为信任的经济幕僚，从而取得了参与经济政策讨论与决策的资格。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华宝银行牵头保荐，第一单欧洲债券——由一家来自意大利国有的钢铁公司发行，突破了英国税收、海外股息支付等层层限制，终于成功登陆伦敦交易所，打开了金融城重返国际舞台的大门。在沃伯格的传记中，弗格森特别强调了此事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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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发行欧洲债券）部分动机是为了提升承办行的赢利能力，重建金融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这些欧债市场的建设者们也非常明白，利用这一金融创新，他们正在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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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承销的债券首战告捷，各国到伦敦发行欧债就如同破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止。到了1967年，伦敦欧债市场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纽约市场，五倍于各欧债国家国内债务市场的总和。它的二级市场交易及衍生产品也应运而生，伦敦的国际融资功能，如凤凰涅槃，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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