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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和石油美元流入伦敦，欧洲债券市场更是水涨船高。这不但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且（很可能出乎沃伯格和金融城绅士们的预料）引来海外的交易商和做市商高手参与交易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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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是一家居于价值链顶端的商人银行，它没有广泛发行债券的网络，也不关注服务大众市场。由它主承销的所有债券都要依赖银行发售，包括德意志银行、布鲁塞尔银行、瑞士银行和其他销售中介，结果佣金被它们拿走。最赚钱的二级市场交易也与华宝无缘。公司当年的一位高管不无骄傲地说，承销欧债给了华宝无限风光，在世人眼中这就是“血统高贵”。35岁就成为高盛欧洲并购部合伙人的约翰·桑顿曾调侃说：“英国人的毛病在于总是有不做某事的借口。”在同行的眼中，华宝的取向的确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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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英国钢铁私有化时股票上市的热烈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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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沃伯格去世的第二年，英国的经济政策在保守党撒切尔夫人的主政下来了个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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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英国政府在金融领域投下重磅炸弹，撤销了对券行的分业与固定佣金保护，也不再顾虑100%的外资所有权。被称为“大爆炸”的这场改革，目的是要向资本市场放水，让券商在竞争中学会游泳。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石油为先锋的国有企业纷纷重组上市，这是另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30年后撒切尔夫人辞世时，当年因国企改革下岗离退的工人出现在电视上，情绪激动地抨击撒切尔夫人的激进政策给他们带来的不公平处置。但站在另一个角度看，正是这些激进政策使美式的“股东价值理论”在伦敦落地开花，股票市场开始与债券市场一样，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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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在“大爆炸”后呆望着伦敦交易所的显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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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开放的市场，美国人很快找到了突破口。几个竞争回合下来，资本缺斤短两的英国本土商人银行纷纷落败，急找美国与欧洲大商业银行联姻。新世纪到来的时刻，伦敦那些曾经位居前十的“高贵品牌”，大多都变成了外资银行名字的后缀。沃伯格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华宝银行，1994年差一点攀上摩根士丹利这门美国姻亲，后来它被瑞士银行揽入囊中，又跟在SBC和UBS银行后面延续了几年血脉（SBCWarburg和UBSWarburg），但最终未能逃脱名字被遗弃的命运（中文名称中还保留了“华宝”二字）。伦敦资本市场重新成为与纽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之日，也是“绅士”银行家的血脉香消玉殒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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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英人自我解嘲说，金融城不过是建了一个“温布尔登”，球场是英国人的，在球场上争雄的却是外国人。悲观的论调认为，金融城从此已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很有可能会偏离国家与产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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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绅士银行家为何如此失势？这成了很多专著热烈讨论的问题。资本金规模、人力资源、公司文化、所有制机制、改革的激进，这许多因素在“大爆炸”后短期内共同发力，冲垮了金融城几百年来自家的院墙。还有一个因素近来日益为人关注，这就是美国式的金融业监管占据了传统自律的道德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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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卸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和监管机构首脑，都曾被摩根士丹利礼聘，出任高管，如戈登·理查德森、大卫·沃尔克。他们的共同感觉是，美国的证券业监管远比英国慎思精密。为了行业的稳定和公平，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立的美国证监会（SEC）既做婆婆又做保姆，它制定保证资本充足安全的法律，为市场公正与公平立下规矩。相比之下，英国的金融业并没有这样“一刀切”的地平面，绅士金融家们经营自己的银行就如同经营“俱乐部”，各有各的高地。金融城里有银行家们的自律组织，但是每家银行，特别是商人银行，创始人制定的规则或家世传承的信念才是它们最看重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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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爆炸”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1986年英国证券行业半官方监管机构SIB的成立（比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只早了6年），它后来改组为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当局”（FSA，存在于2001~2013）。当1986年第一部金融监管法案推出时，绅士银行家们一片抱怨：为什么政府要监管这么多？难道我们开车上高速，要有法律法规来决定加什么油，换什么挡，何时鸣笛，何时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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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们”很快就领教了在美式“合规文化”的监管下，美国竞争对手的优势和生猛。以前在伦敦股票发行上市，财务顾问为发行人着想，销售为投资人守护，现在美国人带来了发行承销的流水线。以前资本金很小的商人银行和券商无法搅动交易市场，现在综合性银行的自营账户就有吃下大单交易的资金。以前那些挑战智商的产品是为“俱乐部”的成员定制的，现在却可以通过银行营业部的网络，卖给大街上的每一个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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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在监管规则面前是“平”的，伦敦要和纽约竞争，就要遵循同样的规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还在努力习惯监管，美国人却已在找寻“负项单子”之外广阔的创新空间。20世纪90年代，英国人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比赛已经决出了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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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对市场、投资人、金融机构面面俱到负有责任，使它成为道德的审判官。“人品”所占据的高地，让给了不留情面的监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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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个人道德可以与监管的水平划为一线。2012年的3月14日，一个在投行工作了12年的衍生产品销售员高调离职，在报纸上掀起一场波澜。他用自己的工作经历，揭露伦敦的这些（投行）高管和他们在纽约的同行一样糟糕，即便没有违规，对客户也毫无诚信可言。曾任香港上海银行董事会主席的斯蒂芬·格林，用更有哲理的笔触，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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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恢复市场信任与信心，我们必须找到道德问题的根源。看上去，我们越来越习惯一个理念，即一切价值判断都可以通过监管、合规、法律、合同与市场实践完美接轨。如果市场乐见，律师画钩，又有一份合同保障，那就不需要其他任何善恶的评判。我们的个人生活并不是这样决定的，为什么做业务就可以如此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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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沃伯格还在世，他肯定会抱怨，纽约取代伦敦成为西方国家的金融中心，欧洲的传统文化开始美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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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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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假如市场冷落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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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个正在爬上阳台的年轻人了吗？他就是现代高盛之父西德尼·温伯格（1891~1969）。来自贫困犹太家庭的他，为高盛带来了“客户文化”的灵魂。此画见于2008年《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