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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记得那些和英格兰银行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资本世界的市场老祖宗证券交易所？后者的出身和前者相比实在寒酸。它们一个是衔着金融城的财富与英国皇家特许的金钥匙出生的，另一个却由于投机、草根和粗鲁，被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在1698年赶出了堂皇的交易大厅，流落到附近的咖啡馆。说到底，低买高卖的证券交易活动并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服务，它的价值发现和效率提升的功能，还没有为世人领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伦敦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里，几个名不传世的交易商鼓捣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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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世纪初伦敦街头的所谓“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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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百年后起步的纽约交易市场的命运，听起来和伦敦的咖啡馆恰是难兄难弟。1792年，坐在美洲东海岸边一座大厅里，华盛顿总统签署了美国第一家大陆银行的授权案；站在曼哈顿尽头的海风中，头顶只有一片树叶遮天，24位寒酸的股票经纪商签署了证券交易的规则协议。这棵大树和华尔街街角见证了最初许多年的证券交易，直到1817年，经纪商们才在那条街的11号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为这第一个交易厅起了个名字——“纽约股票与交易板”（New York Stock & Exchang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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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演进到20世纪初年，此时金融仍非市场的主导力量。“对于一小撮西装革履的人来说，他们宁肯阻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屏蔽由它导致的灾难性的混乱，也不愿让经济落进人人有份的大卖场，这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斯蒂文·佛莱彻这段话，揭示了如摩根银行这样的机构强者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厌恶。尽管英美股票和国债市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成长，相得益彰，但是在市场从事交易的专业人员（traders），总是没有像银行家（bankers）那样，被人视为取财有道的正人君子。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市场，受“一战”带来的经济刺激的影响，致使货币充盈，充满了冲劲和张力。但是紧跟着的是一场经济大危机，从纽约股市爆发并向外蔓延，保守的正常的金融活动陷入了信贷紧缩，市场再一次被深深刻上了贪婪、非理性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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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所在这里起步，“交易板”后来演变成“大板”（Big Board）或“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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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欧美的金融业仍处于危机后的低潮。从20世纪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联邦存款保险法案》，到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银行大班不得不和政府分享金融主导权。银行被固定利率、固定汇率、市场准入、政府垄断等监管层层管住，资金无法自由流动兴风作浪，证券市场更加落寞。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伦敦，股票市场上只剩下个人投资者，为赢得点滴回报兢兢业业，没有什么高调好唱。用了20多年时间，占美国股市交易90％的散户们，才把道琼斯工业指数慢慢拉回到危机前的高点。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是名副其实的市场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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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金融市场才时来运转，捣蛋的顽童成了大众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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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钟声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产家庭敲响。他们现在有钱了！既受管制又很低的银行存款利息令小康们不满，他们希望拿到更好的回报。成百上千万的中产家庭就意味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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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的最初动力其实并非来自技术，而是客户的需求。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各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融合发展，人们再次回到了金融市场，从中他们要效率，要避险，要收益，要权力。“四要”转变颠覆的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30年，而是往昔的300年。它向间接金融业挑战，交易的东风压倒了传统借贷的西风，更多的选择不仅摆在了借款人面前，也摆在了投资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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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敏锐的银行家看到了理财的机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让专业人员来帮你管理钱包。”应运而生的第一批产品是共同基金（mutual fund）。一个里程碑是1965年富达基金公司推出的名为“麦哲伦”的基金，它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还成就了一批明星基金经理，如国内熟悉的彼得·林奇先生。1975年，先锋基金的杰克·伯格先生挂牌推销“指数基金”（index fund），开了利用计算机和指数公式进行投资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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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非常成功，回报连续登上两位数，基金成了证券交易市场上新的顶梁柱，市场份额不让散户。伦敦市场的单位信托（unit trust）也取得了相同的业绩。和基金规模持续增长相匹配的，是股市的水位不断升高。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股上市，增发融资，股市出现了久违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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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的成功启发了一家投行——美林公司。它的眼光溜到了另一类金融工具上——存款证、银行存单、短期债券。这些工具发行期限很短，风险很小，利率比存款高了一点点。只要规模足够大，投资它们就有赚头。基金方式轻而易举为规模经济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美林在1975年的做法更有创意，它允许从投资基金的账户开出支票，也就是把基金账户变得和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一样灵活，可以随时支取。然而，它们不是存款账户，银行可以不必为它们向联储上缴存款准备金。这种被称为金融产品中最“简单无聊”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其实是一种最机巧的发明。它绕开了中央银行的监管，用规模降低了成本，把银行活期存款的定价权悄悄转给了市场，让投资者也就是储户得了实惠。最后，它可以在基金之间进行交易，把货币市场的“无聊”变成了“无限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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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互联网金融想打的主意，是不是似曾相识？在监管的缝隙中，利用规模来开发产品，大家都是参透此机关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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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的性质是服务普罗大众，分享看涨的经济和规模的效益。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那些向往“立刻发大财”的美国人来说，共同基金和货币市场就太不过瘾了。满足他们梦想的下一单创新，发生在债券市场，为大家起跑鸣枪的是主张自由主义的里根总统。他的政府1984年批准了一个提案，允许银行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在市场上出售变现，开了影子金融体系的先河。憋足了劲等在起跑线上的投行、基金、房地产信托、储蓄信贷，还有房利美和房地美，一下子蜂拥而入这个新市场。原来由贷款机构决定的抵押利率太保守啦，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打包的住房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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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是市场的文化特产。一位来自投行DBL的精明小伙子迈克·米尔肯，突然明白社会资金量之大，胃口之贪，足可以避开信用评级，撑起一个高收益债券（high yield bond）的市场。它不但可以用来消化房地产抵押信贷，而且可以广泛包装公司的不良资产，发起恶意并购，更有效地为风险配置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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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吸引了社会上最有活力和创业激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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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它“垃圾债券市场”（junk bond market），本身就显示了一种进攻型的胆略。同为垃圾债券英雄的伊万·鲍斯基，1986年在加州竟然得意忘形地对大学生们说：“我想贪婪是健康的。你可以贪婪，同时自我感觉仍然良好。”垃圾债可以一夜之间造就百万富翁，但不幸的是，很多富翁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也在1989年把美国的许多储蓄信托机构拖进了地狱。高收益债券后来洗净了“垃圾”的异味，它的活力比其发明者的寿命更长，直到今天，仍然是固定收益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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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垃圾债券并肩抢跑的，是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市场。20世纪70和80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让西方银行家认识到“黑色的金子”比黄金更加保值，流动性更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应运而生。产油国顺便也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加了些油，让它在伦敦金融城烧得炉火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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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也加入了全球金融市场开拓大军，一名在那里工作的叫安托尼·冯·阿特米尔的比利时人，为第三世界的信贷创造了股权投资基金，并为它取了一个极具人气的名字：“新兴市场”。日本20世纪80年代开放了金融市场后，国内的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汇率低估的风险回报越积越高，吸引了大批国际炒家进军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