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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演进到20世纪初年，此时金融仍非市场的主导力量。“对于一小撮西装革履的人来说，他们宁肯阻断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屏蔽由它导致的灾难性的混乱，也不愿让经济落进人人有份的大卖场，这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斯蒂文·佛莱彻这段话，揭示了如摩根银行这样的机构强者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厌恶。尽管英美股票和国债市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成长，相得益彰，但是在市场从事交易的专业人员（traders），总是没有像银行家（bankers）那样，被人视为取财有道的正人君子。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金融市场，受“一战”带来的经济刺激的影响，致使货币充盈，充满了冲劲和张力。但是紧跟着的是一场经济大危机，从纽约股市爆发并向外蔓延，保守的正常的金融活动陷入了信贷紧缩，市场再一次被深深刻上了贪婪、非理性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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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交所在这里起步，“交易板”后来演变成“大板”（Big Board）或“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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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欧美的金融业仍处于危机后的低潮。从20世纪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联邦存款保险法案》，到4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银行大班不得不和政府分享金融主导权。银行被固定利率、固定汇率、市场准入、政府垄断等监管层层管住，资金无法自由流动兴风作浪，证券市场更加落寞。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伦敦，股票市场上只剩下个人投资者，为赢得点滴回报兢兢业业，没有什么高调好唱。用了20多年时间，占美国股市交易90％的散户们，才把道琼斯工业指数慢慢拉回到危机前的高点。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是名副其实的市场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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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金融市场才时来运转，捣蛋的顽童成了大众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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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钟声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中产家庭敲响。他们现在有钱了！既受管制又很低的银行存款利息令小康们不满，他们希望拿到更好的回报。成百上千万的中产家庭就意味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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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的最初动力其实并非来自技术，而是客户的需求。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各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融合发展，人们再次回到了金融市场，从中他们要效率，要避险，要收益，要权力。“四要”转变颠覆的不仅仅是刚刚过去的30年，而是往昔的300年。它向间接金融业挑战，交易的东风压倒了传统借贷的西风，更多的选择不仅摆在了借款人面前，也摆在了投资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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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敏锐的银行家看到了理财的机会，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让专业人员来帮你管理钱包。”应运而生的第一批产品是共同基金（mutual fund）。一个里程碑是1965年富达基金公司推出的名为“麦哲伦”的基金，它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还成就了一批明星基金经理，如国内熟悉的彼得·林奇先生。1975年，先锋基金的杰克·伯格先生挂牌推销“指数基金”（index fund），开了利用计算机和指数公式进行投资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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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非常成功，回报连续登上两位数，基金成了证券交易市场上新的顶梁柱，市场份额不让散户。伦敦市场的单位信托（unit trust）也取得了相同的业绩。和基金规模持续增长相匹配的，是股市的水位不断升高。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股上市，增发融资，股市出现了久违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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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的成功启发了一家投行——美林公司。它的眼光溜到了另一类金融工具上——存款证、银行存单、短期债券。这些工具发行期限很短，风险很小，利率比存款高了一点点。只要规模足够大，投资它们就有赚头。基金方式轻而易举为规模经济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美林在1975年的做法更有创意，它允许从投资基金的账户开出支票，也就是把基金账户变得和银行活期存款账户一样灵活，可以随时支取。然而，它们不是存款账户，银行可以不必为它们向联储上缴存款准备金。这种被称为金融产品中最“简单无聊”的货币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其实是一种最机巧的发明。它绕开了中央银行的监管，用规模降低了成本，把银行活期存款的定价权悄悄转给了市场，让投资者也就是储户得了实惠。最后，它可以在基金之间进行交易，把货币市场的“无聊”变成了“无限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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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互联网金融想打的主意，是不是似曾相识？在监管的缝隙中，利用规模来开发产品，大家都是参透此机关的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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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金的性质是服务普罗大众，分享看涨的经济和规模的效益。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那些向往“立刻发大财”的美国人来说，共同基金和货币市场就太不过瘾了。满足他们梦想的下一单创新，发生在债券市场，为大家起跑鸣枪的是主张自由主义的里根总统。他的政府1984年批准了一个提案，允许银行把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在市场上出售变现，开了影子金融体系的先河。憋足了劲等在起跑线上的投行、基金、房地产信托、储蓄信贷，还有房利美和房地美，一下子蜂拥而入这个新市场。原来由贷款机构决定的抵押利率太保守啦，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打包的住房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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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风”是市场的文化特产。一位来自投行DBL的精明小伙子迈克·米尔肯，突然明白社会资金量之大，胃口之贪，足可以避开信用评级，撑起一个高收益债券（high yield bond）的市场。它不但可以用来消化房地产抵押信贷，而且可以广泛包装公司的不良资产，发起恶意并购，更有效地为风险配置金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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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吸引了社会上最有活力和创业激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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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它“垃圾债券市场”（junk bond market），本身就显示了一种进攻型的胆略。同为垃圾债券英雄的伊万·鲍斯基，1986年在加州竟然得意忘形地对大学生们说：“我想贪婪是健康的。你可以贪婪，同时自我感觉仍然良好。”垃圾债可以一夜之间造就百万富翁，但不幸的是，很多富翁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也在1989年把美国的许多储蓄信托机构拖进了地狱。高收益债券后来洗净了“垃圾”的异味，它的活力比其发明者的寿命更长，直到今天，仍然是固定收益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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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垃圾债券并肩抢跑的，是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市场。20世纪70和80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让西方银行家认识到“黑色的金子”比黄金更加保值，流动性更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应运而生。产油国顺便也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加了些油，让它在伦敦金融城烧得炉火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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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也加入了全球金融市场开拓大军，一名在那里工作的叫安托尼·冯·阿特米尔的比利时人，为第三世界的信贷创造了股权投资基金，并为它取了一个极具人气的名字：“新兴市场”。日本20世纪80年代开放了金融市场后，国内的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汇率低估的风险回报越积越高，吸引了大批国际炒家进军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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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外汇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商品市场、“金砖五国”市场、信用产品市场、新经济市场，一波接一波，几乎所有的概念，都可以用金融产品包装起来，打上市场的标牌，供各类基金和散户买卖交易。2007年，我曾到一家香港的投行洽谈业务，它的几位分析员正坐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研究经济数据，准备就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推出一批“指数”产品，提供给卢森堡交易所和全球有兴趣的投资人对赌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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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科技互联网产业的一次完美结合，是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这个脱胎于民间组织“全国交易商协会”的“草根”交易所，比其先辈纽约交易所年轻了180岁。它参与竞争的强有力手段，就是对科技和新兴产业出神入化的理解，在采用电子交易技术方面，它的资格之深无人比肩。1987年，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哈迪曼决定把办公室搬到硅谷，门到门为高科技公司去纳斯达克上市铺好红地毯。从此，天才们脱颖而出，有了纽约以外一条独特的筹资财路。数百家发展最快的先进技术、电信和生物公司都从这里腾飞，包括微软、英特尔、美国在线、雅虎这些家喻户晓的明星。纳斯达克精神所代表的，是金融向“离经叛道”者配置资源，给了普通人创业以信心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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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10日为纳斯达克专有的大日子，当天的指数冲上了5 13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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