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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对股市与股票有着银行家特有的痴迷，他乐于为回报股东尽心竭力，“喜欢看着我们的股价飞涨”。在并购进行的关键时刻，桑迪可以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和市场一起分享股价涨到爆棚的时刻。20世纪90年代初，当意识到金融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桑迪把下一个并购目标锁定在“精英中的精英终极品牌”，他要打造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金融公司”。1997年末，他把高管团队关在房间里，不找到并购对象绝不让他们出门。列在黑板上居于榜首的潜在公司是谁？是美国商业银行的皇冠瑰宝——J·P·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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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魄并非桑迪个人独有，但他比所有人先行了一步。他看到了自己的公司——旅行者集团的短处：虽然它已包含了经纪、保险、投行、商业信贷等诸多业务，但没有更大的资产负债表、更广泛的国际渗透力，旅行者行不远矣。这一年，华尔街的大牛市开始向前狂奔，所有人都渴望跟上股市的牛劲。桑迪的企图是，蹦上并购的超级列车，比牛市跑得更快。1998年初，旅行者与J·P·摩根的谈判破裂，这丝毫没有降低他的胃口和战斗力。几个月后他盯上了新的合并对象——国内市场规模数一数二、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花旗银行。这一次，桑迪时来运转。他的谈判对手——花旗的主席约翰·里德，与他的野心一拍即合，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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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监管法律还没有开闸，不允许这样的并购。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与50年代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是合并路上的两座大山，它们禁止商业银行进行多样化经营，尤其不得与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联营。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公众存款给予了定额偿付保险，目的是保护散户存款人不过于暴露在信贷风险与管理风险之中。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怎么能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跟着投行与经纪起舞，直接紧扣风险大得多的证券市场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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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主席约翰·里德是一位新教信奉者，他具有打破传统思维的勇气，两家公司的合并才得以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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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迪并不打算理睬这些监管典故，或什么救助散户的悲悯情怀。他认为，只要有好的合并想法，商业上站得住脚，法律也应该让道。桑迪的大胆挑战，提供了一个新案例，证明个人的战略眼光与坚定意志，可能推翻整个法律的现行框架，改变金融发展的路径。当然，非常幸运的是，桑迪找到了最佳律师团队，并且可以私下里咨询他的朋友——对监管执行负责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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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雷曼兄弟创立于1850年，这是它倒闭前的懂事长福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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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美国终于诞生了可以和汇丰等欧洲银行比肩的“大而全”银行集团——花旗银行集团。半年后，美联储批准了这次合并，一年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寿终正寝。美国银行从此开始了向“大而全”进发的千帆竞渡：摩根士丹利收购了零售经纪商添惠；高盛也破除传统，一路并购各类中小基金；美洲银行吞并了国民银行；芝加哥第一银行先与俄亥俄第一银行合璧，再与J·P·摩根联姻。到2007年，J·P·摩根、花旗与美洲银行在大银行中排名三甲，它们都集银行、证券与保险销售业务于一身。雷曼兄弟与贝尔斯登两家投行虽未大规模进行并购，但是它们通过拼命利用杠杆，靠借款膨胀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例如，2007年在理查德·福尔德的领导下，雷曼公司的资产/所有者权益之比达到31倍。也就是说，雷曼要把公司的净资产卖上30遍，才能还得清自己的债务。1998年，美国前五大银行占全美银行总资产的比重达30%，这一比例在2008年上升到48%。在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市场把美国银行业的集中推到了令人瞠目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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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装备的美式“大而全”令中国人大开眼界。进入了世界前列或前十名的美国大银行，它们的横跨全球的规模和多元的业务线，常常是打动客户的一手好牌。看到这些数据与事实，中国的金融业也时不我待，加速打造自己的金融航母。跻身于世界排行榜也成为中国的银行、保险公司改革、重组上市的一大目标。可惜的是，中国的券商投行，由于没有商业银行的背景，自身积累能力有限，身形显得比较瘦小，势单力薄。走出国门，它们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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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而全的“赞歌”刚唱了不久，却变调成了市场大麻烦的“前奏曲”。巨大的资本资产在向大金融集团集中的同时，系统性风险也在“大而全”俱乐部里积累。点燃2007年西方次贷危机引信的，全部都是那些倍受市场信任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了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房地产信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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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风险，从“大而不能倒”到“大而不能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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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机构倒闭的毁灭性打击，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场、政府和纳税人能否承担损失，为“大而不能倒”埋单。100多年前，美国有一位金融评论家布朗·戴斯，就尖锐指出过和规模相关的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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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并不是罪恶，我们认同如此一说。但是规模可能是有害的。原因是达致规模的那些手段、规模的用途，和可能导致的有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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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规模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大而不能倒”是和规模相关的问题，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大而全”金融生态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达致规模增长的手段——上了瘾的并购、疯狂地利用杠杆、一切以股价为出发点——肯定隐含着难以预防的极端行为；业务全能的金融机构，例如既是银行，又做自营、风险投资，是否能够避免利益冲突；技术的改进、效率的提高、资源的集中，真的使市场变得更加稳健吗？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摩根士丹利主席约翰·马克先生所质疑的：华尔街文化，以致全球的风险趋向文化，是否已使大银行的“自我约束”变得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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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集团的投行业务与人员2002年曾被美国证监会调查，公众对它的操守提出了质疑。桑迪认为，这是监管者对他们难以监管的大银行进行的一次不公正的报复。尽管他个人最后以“无不当行为”脱离了诉讼的险境，但是，毫无疑问，管理花旗银行——一家业务极端复杂、文化上是并购的拼盘、鼓励各自为战、股价成为压在收入上的重负的金融帝国——已经使桑迪疲惫不堪。2009年，约翰·里德干脆承认，他后悔亲身参与了解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那一场合并，抱憾小存款人因之被拖进了大银行也无法掌控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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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行成了相互间的交易对象，它们的利益连成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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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大银行现在失去了几年前的光环，甚至面对业务被分拆的局面。然而，“有些业务只有依赖规模，才能完成必要的投资，才能承担超常的风险，才是全球化经营的支柱”，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激进的金融改革政策，J·P·摩根银行的主席杰米·戴蒙曾如此争辩。对此，他深刻的实践经验与体会来自他师从桑迪·韦尔创造花旗集团的时光，也来自他自己一手创立、经营当今美国最大的金融集团的艰辛。这一次，大银行如摩根没有像在1935年那样被监管拦腰斩断。但是，2010年7月总统奥巴马签署的一个新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包含了“沃尔克规则”的两条禁令，银行从此不能从事自营交易、不能涉足对冲或私募业务。戴蒙主席对此无话好讲。该法通过一个月以后，他关闭、出售了J·P·摩根属下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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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大小，并不决定生存竞争的优势，这在自然界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金融界的“大而全”俱乐部如何前行，与“小微”“互网”俱乐部如何共存，可不可也用自然界的规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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