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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新闻揭示了正在我们眼前流动着的一条金钱支流。更大的洪流正在每天出入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不同的产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即一国的货币供应，数额和影响也更为巨大。近一年多来，金融界最为关注的就是美联储频仍的“QE退出”，这意味着美元流动性将从市场流回到美联储的账面上。但是它说走却不走，脚踩在大门口，搅得市场心神不定，一会儿金价像过山车，上下波动；一会儿新兴市场股市缩水，股价低迷；一会儿英镑汇价被推上新高；一会儿已经消停的衍生产品又生机勃勃。中国公布的每个月信贷总额，虽然没有美国货币供应量变化的魔力，但对于关心人民币前景的人来说，一张货币在央行的门口兜兜圈，市场的面貌说不定就会昨是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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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世界面貌的改观，很多与金钱的流动相关。1948~1952年，根据马歇尔计划，大量美国的资金流入欧洲，以支持后者的战后复兴发展。如果用2007年的美元价值来衡量，这笔复兴资金大约为5 500亿美元，与财长汉克·保尔森2009年花在银行危机救助上的钱差不多。这样一笔巨款，帮助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新站了起来，也为美国打造了40年的“冷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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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票子，流入了欧洲，用来作为欧洲各国央行的储备和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如果这些票子能永远留在美国门外，西方世界当然皆大欢喜。但是1959~1960年，随着美国外贸逆差的增加，欧洲人忽然不想要美元了。他们赶着绿色的纸币回老家，却一心追逐黄灿灿的东西，几个月就吃掉了美国黄金储备的5%。一年以后，欧洲人又一大口吃掉了美国黄金储备的10%。这并不是个小数字，急得美国人推出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用各种办法围堵美元回家之路，包括没收老百姓手里的黄金。这恐怕比今天公众所能接受的任何货币管制都不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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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采用了极端的政策，以后几年，美国人还是没有办法按布雷顿森林会议决议要求，继续保证35美元兑现一盎司黄金。它放弃了承诺，坑了那些手持美元的欧洲盟国。当时一位耶鲁大学的国际贸易专家，把美国蛮横无理的贬值视为对人民的犯罪、对友邦的犯罪，竟主张以刑事罪起诉美国。任何手中握有美元资产的国家，都应当了解这段史实。当然，美国并没有被刑事起诉，倒是那些聪明的欧洲人，很快抓住了美元贬值的机会，围绕着实际利益，开始了和美国的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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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国际流动处处隐含着国家间的角力与无形战争。美国花钱的马歇尔计划，使战后欧洲获得重建资金；苏联花钱的援助计划，给东欧与中国输送了急需的建国资本。几十年的“冷战”，地球被一分为二，经济的全球化成了“半球化”，资本的流动到处撞上保护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高墙。这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资本流动分割，不但曾发生在苏美控制下的美洲和欧洲，也曾发生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冷战”结束，资本流动全球化的羁绊也就被冲破，代之而起的是以往不可思议的资本大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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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苏各管一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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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世界不是‘平’的，仍是‘弯’的”的美国金融作家大卫·斯米克讲述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不久，斯米克在新加坡见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李光耀。新加坡此时正遵循美国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已离开腾飞的跑道。李光耀对美国不负责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外贸赤字相当不满，他紧锁眉头盘问斯米克，美国还有什么撒手锏能弥补赤字，稳定经济，也使新加坡免于西方衰退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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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斯米克刚刚从日本回来，手中掌握了一条重要信息：日本人现在有大把资金，正在寻找机会投资海外。李光耀对此似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经济对日本是封闭的，也不相信日本人有能力“买了美国”。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人果然向日本人敞开了大门，后者也没有食言，他们买美国国债，买股票，买房地产，高价竞拍西方人典藏油画，又把大量产业转移到美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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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自东方的大笔资金流入了西方经济体。对日本人来说，此刻到美国来，就是用白菜萝卜的价钱买珍宝。原因是1985年美英法德与日本签署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动大幅升值，日本国内股市房市吹起了泡沫，海外资产相比之下全都成了便宜货。“购买美国”的资本流入，帮助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平衡了贸易项下的逆差，弥补了财政赤字，也为日本的热钱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赚的机遇。据说到1991年，日本人持有的海外资产净余额达到3 300亿美元，而10年前，这个数字才区区100亿美元。同年，日本人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投在了自己的保护国美国。李光耀担心美国贫血不行了，转眼他就会发现，日本人正站在那里撸着袖子献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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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人最扬眉吐气的日子。20年前，美国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阿拉伯人，现在让他们对着资本流动干瞪眼的是日本人。有人亦在疾呼，“日本未来第一”。然而好景不长。日本虽然得到了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和加州的哥伦比亚影城，但高汇率使它出口下降，加之国内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很快陷于失落的10年。1992年以后，日本人不得不变卖在美国的资产，挟着大幅缩了水的资本，灰溜溜撤回家园。日本有些人后来抱怨，自己是上了美国的当，民粹的美国人绝不会让资产被日本人买走。不管这里面有没有阴谋，日本的“热钱”流入流出西方，只是住了一阵子五星级酒店，好处基本上都让房地产商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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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将资本引入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此举尽管初衷是帮助资本流入国，十几年以后却大遭非议。不是穷国和钱过不去，而是不满意与钱俱来的一整套西式“标准化的”经济金融改革条件。这些条件1989年被归纳成在华盛顿产生的10条出资“前提”，简称“华盛顿共识”。对它的批评，撮其要点，就是西方不顾各国的人文基础与经济现实，强制推进经济开放、社会民主等一套理念与措施，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南美的阿根廷据说在1991年以后积极行动，每年都能从国际市场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资。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资本集中高涨，冲昏了缺乏主见与定力的头脑的案例。1998年资本突发退潮，让这个国家吃够了四年衰退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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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有怨言，发达国家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资本国际流动的赢家。斯蒂芬·罗奇先生就为此不停地发声。2007年他说全球化把发达国家打了个措手不及。其中一个打击，拿美国举例，就是美国只能依赖国外盈余储蓄来支撑其经济增长，而随着美国对外投资而去的是美国人在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他痛苦地承认，全球化的浪潮远不像有人鼓吹的那样，让投融资的两方“双赢”。他告诫美国政府理智一点，靠中国的资金流入弥补赤字，美国就像是乞丐讨饭，千万别再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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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人的钱去弥补美国的赤字，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异动，完全出乎国人30年改革开放的意料之外。令人诧异的中国故事还远没有走到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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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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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归于善政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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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了五个金融时代，我们看到了金融如何服务于跨洋的贸易商，如何帮助政府建立起国民债务，如何为交易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工具，为工商积累了生出金蛋的资本。我们也看到了金融常常与武力结盟，战争为它嚣张，强权有了钱而变得佞妄。向钱看，可以改善民生民主，但也可以鼓动腐败巩固专制。500年前，算出了天体运行轨道的伟人哥白尼（1473~1543）在他的《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中告诫执政者：“凡国家所以即于衰亡，其原因不一端。我所最畏者，厥为四事：曰内乱，曰疫瘴，曰土地之匮乏，曰货币之恶劣。”显然，他看明白了，货币随时可能弃善从恶，国家亦可能随之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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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从善，听起来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在一个精英主导的时代，善于不善，首先取决于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思想家这些群体的价值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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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金银货币在全球突然冒升，惊动了当年苏格兰的大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好朋友大卫·休谟。他的哲理是，货币就是贸易润滑剂，不当吃喝，本无所谓好坏。但是掌玺大臣们，好坏却在你们掌握：“货币良政，是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国民的企业家精神，释放劳动力的潜力——那是真正的权力和财富，是货币存在的意义。让货币多多地增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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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里面，梁启超最看重政府从善并对政府抱有真诚的信念。1912年他对北京商界演说，认为民国初建的中国“金融机关为各业之脑髓，金融机关不发达，而各业断无发达之理”。但是，如果没有良政，商业万无能兴之理。商业参与加上良政，即为人民利益的大扩张。“盖无论何人，必经数十年提携顾覆，人格乃成。无论何国，必经一度之保护奖励，商业乃成”。由此推论，良政对经济金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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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1世纪的转折点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告诉我们：金融的目的在于实现分配公平，避免经济运转出现停滞，也不要让权力之手去误导刺激，制造恶性循环。可是人们记不住这些真知灼见，总是想把金融从道德领域带走。结果呢，公众通常把金融视为一个无道德的领域，只有自私自利和雁过拔毛的人才会选择从事金融行业，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唯利是图的用心。希勒教授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并将“公正性”作为他提出的大众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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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是鼓吹金融善政的思想大师。“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到过德国，亲眼见到由于没有贷款，德国的政治家、银行家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为获得救援食品与物资奔波算计。他也在法国参加了“巴黎和会”，深感西方政治家们对“经济、民生是和平的保障”这一点毫无概念。凯恩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世界怎样才能生存，寻求生存的人类怎样才能共存？战争和经济危机使他认识到，进步不是必然的，发展、和平、摆脱贫困不是必然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必然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凯恩斯把握有政治大权的政府拉进了经济市场。他给政府的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责任，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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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在凯恩斯眼中是政府实现使命的工具，绝不应当把聚敛和操纵当成目的。1939年，英国为战时财政，搞出了10亿英镑的赤字，凯恩斯是不是应当高兴？因为政府采用了他的理论。没有，凯恩斯认为这么大的赤字是错的，因为英国的失业率已从15%降到4%，政府不必要滥用财政政策。凯恩斯一生为自己的理论和很多经济学家争论过。对于他与哈耶克的争论，撒维亚·纳沙在《伟大的追求》（Grand Pursuit）中告诉我们一个小插曲：1944年，在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连声叫好。他对坐在身边的朋友鲁宾说：“有时计划和自由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特别是那些做计划的人和我们（他自己和哈耶克）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是都搞过战时统治经济吗？”凯恩斯接着说道：“但是他们没有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把我们带向集权社会。”凯恩斯的意思无疑是在直指人心。真正的危险就在于，人心里是怎么样推理判断的，又是怎么样去感同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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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话并不是在指普罗大众的推理感受，他是说给站在权力塔尖的政治精英们听的。生活在现代财政金融的大“围城”之中，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们的推理感受决定的。不过，也有另外的思想家，他们的话首先是说给大众听的，那善恶的味道又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