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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早年及中年的马克思，他说出了一个贫困无产阶级对物质金钱社会的感受。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指着在那里算计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说，你们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一小部分剥削阶级的物欲追求所糟蹋。马克思把货币、信用、财富的创造、银行的经营，和近百年来兴起的一种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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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也很反感资本，1916年他说出了自己对资本国际流动的推理感受：“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用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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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英国金融思想家瓦尔特·白芝浩，曾带着奚落的语调，抱怨金融权力集中带来的恶劣后果。他看到英格兰银行如此强大，以至于依赖它已经潜移默化为英国的国民性，也就是说，英国人的思维模式，映射的就是伦敦城里这家银行的卓尔不群与强者为王。不过，他也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赞赏自以为是的英格兰银行的强大。因为有了它，在遇到危机与困难时，民众和社会就有了依靠和援手。哪个国家能说自己不会遭遇危机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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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人口的理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出现不久，以德国、美国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斯·韦伯迸发出了异样的感受。他的出发点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宗教伦理中蕴藏着的资本主义精神。他以人们理性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一种自然的自由的文化传统，来诠释资本主义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他曾仔细观察过邻里之间的借贷的活动，思考过大型发行银行的业务。除了强调精确计量的会计和严格执行的契约，韦伯确认，“信守承诺，珍惜声誉，是资本主义新教伦理遵循的美德。”对银行机构而言，它们“是以具有严格的传统性质的垄断权和法律特权为基础的”。在列宁看到阶级革命的地方，韦伯看到的是个人品行：“足以影响个人信用的任何行为，不管怎么微不足道，都必须小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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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们对时代的微妙、敏锐的不同感受，英国的小说家曾以小人物的触觉，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杰出者如简·奥斯汀（1775~1817）、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他们用充满情感的犀利笔触，揭示了18、19世纪资本社会的演变。有一个很感人的中篇，出自曼彻斯特女作家盖斯凯尔（1810~1865）之手，叫《南方与北方》，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首次把它搬上电视荧屏。它讲了一个生活在传统英国南方田园的善良女孩玛格丽特，到了北方的“世界工厂”，看到那里机器的压榨、工业家的无情，从心底迸发出对贫困的怜悯和对资本的愤怒。但是几年在北方的生活，却让玛格丽特最终走进了一位年轻的工业家约翰的心灵。在那里，她除了看到拼命挣钱的欲望，也看了约翰如何用铁的纪律约束工人，为做得更好绞尽脑汁，在市场竞争及工会斗争中百折不挠的意志。在一场危机中，约翰的资金链断裂，工厂关闭，工人们被遣散。亲眼见到厂房荒芜、工人失业彷徨，听到他们对约翰治厂理念的理解与认同，玛格丽特的良知被深深震撼。破产，不但是工业家，也是工人们最可怕的遭遇，因为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加的贫穷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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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英的追求与大众的利益能不能找到重合点？这一点有多大？玛格丽特感受到了那一点，并以自己的良知良能把那一点放大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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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奥地利的哈佛教授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就非常强调企业精英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国民财富创造的老问题，他的答案是：那不取决于一个民族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在于它如何整合利用已有的资源。他点出的决定工商活动效率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用，都超乎劳动力、劳动工具、生产资源的物质性能。从他的理论出发，银行家和其他的金融中介的作用，包括便利储蓄、评估项目、控制风险、监督管理、运用各种手段引导资源从旧渠道流向新天地，就是为了支持企业家实现他们的创新精神。在熊彼特的时代，脱离贫困的苦海，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他希望国民明白，要摆脱贫困，就必须仰赖支持企业家创新，要懂得利用信用。选择它们比选择任何政府的承诺或慈心善行更为有效。企业家必须要不断创新，金融家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环境。金融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的成功，而且也是为了大众生活改善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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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货币金融体系比百年前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对它的意识形态分析也要困难得多。在西方，货币发行及银行体系的设置与监管，已很难采用非黑即白的善恶标准来判断。例如从制度角度看，美国的金融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即银行大亨与美联储，精英团体排斥任何其他利益团体的介入。从经济活力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极为看重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数的线索在决定着信用的扩张规模和速度。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简单地说，货币宽松了就是“善”，或通货膨胀了就是“恶”。就是2008年危机中揭露出的银行家个人恶行，最终也不是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道德伦理，而是由法律对他们做出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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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期，中国人概念中的信用与金融，完全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笼罩，良政的标准变成了信用的“有无”。除了前面曾经提到的人民银行被并入财政部，1969年的某一天，中国还曾宣布过一个举世关注的新闻：中国成为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内债的国家！这个政府不对任何人负有一分钱的债务，是一个“没有”信用也不需要信用的政府。北京市民为此欢欣鼓舞，敲锣打鼓上街庆祝。其实政府不需要借钱不是坏事，所发行的人民币钞票不与政府赤字挂钩更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不过，这条消息高唱的原则，不是只关乎政府的钱袋子，而是一个国家对待信用关系的态度。英格兰银行当年建立了国民债务，绝不只是借给国王了120万英镑，而是创造了一个借贷双方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没有这样一种关系，伦敦城与王权政权就没有契约与制约，也就没有国债市场上政府和千千万万投资者之间以及各位投资者之间的信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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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需要信用了，企业需不需要？老百姓需不需要？各种信用的信誉等级差异怎么样来确定？从一种价值观来思考，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在银行之外的一切信用，包括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企业对企业、个人对个人的信用早已被取缔。而银行的信用也很简单，所有企业的钱，根据一项规定，必须存入银行；所有贷款，期限、利率都是一家银行说了算。在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的那段时间里，谁都说不清人民币代表着一种什么债权债务关系。在短缺经济中，人们只知道商店里的东西少了，买什么都要排长队，而不知还有增发了货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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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反正，信用关系与企业家精神，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特征，一起被请了回来。这是一代中国金融人追求善政服务大众的故事。他们已经、正在和将要做的，第一，信用（credit）恢复了，还要花更大的心力，建立起中国人的金融信誉（credibility）；第二，意识形态的制约是逃不掉的，道德伦理的传统是要坚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法治的基础上，分配与制约精英手中握有的金融特权（privi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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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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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看看，往前看看，金融进化一直孜孜以求的，恐怕就是这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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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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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后记 未来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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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未来的路上，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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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考大学的1977年，全国只有四所财经院校考前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登出了招生信息。让我选专业，金融系很快被过滤掉了，因为学金融给我的联想，就是我们家楼下20多平方米的那间储蓄所。25年后，我主持面试招聘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她说就要到投行来工作，其他的行业都不去。我问她，要是进不去怎么办呢？她说，那是不可能的，从上高中起她就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看起来她是势在必得。金融知识就是以这样的魅力在年轻人中间得到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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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金融知识早晚有一天会像说英语或开车一样，只是便利人们生活的工具。英国之所以产生过大把的金融版画，特别是在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可能就是仅靠语言沟通说不清金融的猫腻，形象信息更有助于市井小民理解英格兰银行停兑黄金和皮特首相公开抢劫的行为本质。老电影里，人们要把耳朵贴在电匣子上听外汇报价，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渠道得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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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便利与便宜。尽管大家说信息的不对称仍然严重影响着理性的决策，但知识的渗透肯定与往昔不能同日而语。假设早就如此，南海泡沫、罗斯柴尔德的债券炒作、李鸿章在英伦的尴尬、解放前夕上海的金融投机，会不会以不同的形式走向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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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另外一个大观是技术。21世纪，精英时代仍在如火如荼演进的同时，技术带领着大众起步踏入“与时间赛跑”的新时代。今天，它变化得实在太快了，快到只有互联网这样的高科技才能承载。新闻实时更新，手机端纷至沓来的虎嗅网金融城，不用去达沃斯也可以掌握全球金融的脉搏。希勒教授说，下一个时代，将由金融大众化的社会来定义。伦敦城、华尔街，以及其他可以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的都市，都成为大众创新活跃的实验室。创新的形式与工具，历史上有跨洋贸易、国民债务体系、金本位制、纸币发行、财政货币政策、政府监管法规、资本国际化，等等。今天，它们主要体现在利用计算机程序、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金融成本降低，进入门槛降低，风险得以更及时准确地得到预测。这一切的副产品就是，精英掌控的金融特权显得漏洞百出，大众有可能更深刻更广泛地自己管理自己的金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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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变化会带来组织系统与行为的变化。1871年，电报发明不久，上海的渣打银行第一次接到了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指示。过去这样的指示要在海上走6~8周，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办公室的行长和行员接到电报时高兴地欢呼雀跃，但跟着是一阵沉默。难道从今以后，总部随时可以向我们发指令？那不意味着上海失去了自我决策的主动权？是的，技术的进步，总是意味着权力的被剥夺和转移。这不是预测，过去已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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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媒体聚合人气，金融低下身来为草根大众服务的同时却又成为小圈子里的高档消费品。历来资本要赚钱，就得有耐心。不管是债务还是股本，时间越长，回报越大。但市场的创新、逻辑的颠倒，发横财要靠抓住分分秒秒。监管手要伸得长，双腿也要与创新赛跑，“防范银行陷于恐慌变得无比困难，真正的杀手是时间。”大卫·斯米克说出了各国央行面对的挑战。毋庸置疑，观察金融的时间刻度已经被挤得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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