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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苏各管一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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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世界不是‘平’的，仍是‘弯’的”的美国金融作家大卫·斯米克讲述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不久，斯米克在新加坡见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李光耀。新加坡此时正遵循美国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已离开腾飞的跑道。李光耀对美国不负责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外贸赤字相当不满，他紧锁眉头盘问斯米克，美国还有什么撒手锏能弥补赤字，稳定经济，也使新加坡免于西方衰退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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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斯米克刚刚从日本回来，手中掌握了一条重要信息：日本人现在有大把资金，正在寻找机会投资海外。李光耀对此似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经济对日本是封闭的，也不相信日本人有能力“买了美国”。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人果然向日本人敞开了大门，后者也没有食言，他们买美国国债，买股票，买房地产，高价竞拍西方人典藏油画，又把大量产业转移到美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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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自东方的大笔资金流入了西方经济体。对日本人来说，此刻到美国来，就是用白菜萝卜的价钱买珍宝。原因是1985年美英法德与日本签署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动大幅升值，日本国内股市房市吹起了泡沫，海外资产相比之下全都成了便宜货。“购买美国”的资本流入，帮助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平衡了贸易项下的逆差，弥补了财政赤字，也为日本的热钱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赚的机遇。据说到1991年，日本人持有的海外资产净余额达到3 300亿美元，而10年前，这个数字才区区100亿美元。同年，日本人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投在了自己的保护国美国。李光耀担心美国贫血不行了，转眼他就会发现，日本人正站在那里撸着袖子献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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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人最扬眉吐气的日子。20年前，美国人脑子里想的都是阿拉伯人，现在让他们对着资本流动干瞪眼的是日本人。有人亦在疾呼，“日本未来第一”。然而好景不长。日本虽然得到了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和加州的哥伦比亚影城，但高汇率使它出口下降，加之国内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很快陷于失落的10年。1992年以后，日本人不得不变卖在美国的资产，挟着大幅缩了水的资本，灰溜溜撤回家园。日本有些人后来抱怨，自己是上了美国的当，民粹的美国人绝不会让资产被日本人买走。不管这里面有没有阴谋，日本的“热钱”流入流出西方，只是住了一阵子五星级酒店，好处基本上都让房地产商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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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开始将资本引入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此举尽管初衷是帮助资本流入国，十几年以后却大遭非议。不是穷国和钱过不去，而是不满意与钱俱来的一整套西式“标准化的”经济金融改革条件。这些条件1989年被归纳成在华盛顿产生的10条出资“前提”，简称“华盛顿共识”。对它的批评，撮其要点，就是西方不顾各国的人文基础与经济现实，强制推进经济开放、社会民主等一套理念与措施，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南美的阿根廷据说在1991年以后积极行动，每年都能从国际市场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资。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资本集中高涨，冲昏了缺乏主见与定力的头脑的案例。1998年资本突发退潮，让这个国家吃够了四年衰退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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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有怨言，发达国家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资本国际流动的赢家。斯蒂芬·罗奇先生就为此不停地发声。2007年他说全球化把发达国家打了个措手不及。其中一个打击，拿美国举例，就是美国只能依赖国外盈余储蓄来支撑其经济增长，而随着美国对外投资而去的是美国人在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他痛苦地承认，全球化的浪潮远不像有人鼓吹的那样，让投融资的两方“双赢”。他告诫美国政府理智一点，靠中国的资金流入弥补赤字，美国就像是乞丐讨饭，千万别再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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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人的钱去弥补美国的赤字，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异动，完全出乎国人30年改革开放的意料之外。令人诧异的中国故事还远没有走到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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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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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归于善政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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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了五个金融时代，我们看到了金融如何服务于跨洋的贸易商，如何帮助政府建立起国民债务，如何为交易提供了值得信赖的工具，为工商积累了生出金蛋的资本。我们也看到了金融常常与武力结盟，战争为它嚣张，强权有了钱而变得佞妄。向钱看，可以改善民生民主，但也可以鼓动腐败巩固专制。500年前，算出了天体运行轨道的伟人哥白尼（1473~1543）在他的《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中告诫执政者：“凡国家所以即于衰亡，其原因不一端。我所最畏者，厥为四事：曰内乱，曰疫瘴，曰土地之匮乏，曰货币之恶劣。”显然，他看明白了，货币随时可能弃善从恶，国家亦可能随之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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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从善，听起来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在一个精英主导的时代，善于不善，首先取决于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思想家这些群体的价值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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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金银货币在全球突然冒升，惊动了当年苏格兰的大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好朋友大卫·休谟。他的哲理是，货币就是贸易润滑剂，不当吃喝，本无所谓好坏。但是掌玺大臣们，好坏却在你们掌握：“货币良政，是只有当它有助于保持国民的企业家精神，释放劳动力的潜力——那是真正的权力和财富，是货币存在的意义。让货币多多地增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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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里面，梁启超最看重政府从善并对政府抱有真诚的信念。1912年他对北京商界演说，认为民国初建的中国“金融机关为各业之脑髓，金融机关不发达，而各业断无发达之理”。但是，如果没有良政，商业万无能兴之理。商业参与加上良政，即为人民利益的大扩张。“盖无论何人，必经数十年提携顾覆，人格乃成。无论何国，必经一度之保护奖励，商业乃成”。由此推论，良政对经济金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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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1世纪的转折点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告诉我们：金融的目的在于实现分配公平，避免经济运转出现停滞，也不要让权力之手去误导刺激，制造恶性循环。可是人们记不住这些真知灼见，总是想把金融从道德领域带走。结果呢，公众通常把金融视为一个无道德的领域，只有自私自利和雁过拔毛的人才会选择从事金融行业，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唯利是图的用心。希勒教授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并将“公正性”作为他提出的大众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原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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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是鼓吹金融善政的思想大师。“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到过德国，亲眼见到由于没有贷款，德国的政治家、银行家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为获得救援食品与物资奔波算计。他也在法国参加了“巴黎和会”，深感西方政治家们对“经济、民生是和平的保障”这一点毫无概念。凯恩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世界怎样才能生存，寻求生存的人类怎样才能共存？战争和经济危机使他认识到，进步不是必然的，发展、和平、摆脱贫困不是必然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必然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凯恩斯把握有政治大权的政府拉进了经济市场。他给政府的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责任，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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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在凯恩斯眼中是政府实现使命的工具，绝不应当把聚敛和操纵当成目的。1939年，英国为战时财政，搞出了10亿英镑的赤字，凯恩斯是不是应当高兴？因为政府采用了他的理论。没有，凯恩斯认为这么大的赤字是错的，因为英国的失业率已从15%降到4%，政府不必要滥用财政政策。凯恩斯一生为自己的理论和很多经济学家争论过。对于他与哈耶克的争论，撒维亚·纳沙在《伟大的追求》（Grand Pursuit）中告诉我们一个小插曲：1944年，在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连声叫好。他对坐在身边的朋友鲁宾说：“有时计划和自由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特别是那些做计划的人和我们（他自己和哈耶克）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是都搞过战时统治经济吗？”凯恩斯接着说道：“但是他们没有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把我们带向集权社会。”凯恩斯的意思无疑是在直指人心。真正的危险就在于，人心里是怎么样推理判断的，又是怎么样去感同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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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话并不是在指普罗大众的推理感受，他是说给站在权力塔尖的政治精英们听的。生活在现代财政金融的大“围城”之中，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们的推理感受决定的。不过，也有另外的思想家，他们的话首先是说给大众听的，那善恶的味道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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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早年及中年的马克思，他说出了一个贫困无产阶级对物质金钱社会的感受。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指着在那里算计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说，你们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一小部分剥削阶级的物欲追求所糟蹋。马克思把货币、信用、财富的创造、银行的经营，和近百年来兴起的一种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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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也很反感资本，1916年他说出了自己对资本国际流动的推理感受：“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用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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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英国金融思想家瓦尔特·白芝浩，曾带着奚落的语调，抱怨金融权力集中带来的恶劣后果。他看到英格兰银行如此强大，以至于依赖它已经潜移默化为英国的国民性，也就是说，英国人的思维模式，映射的就是伦敦城里这家银行的卓尔不群与强者为王。不过，他也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赞赏自以为是的英格兰银行的强大。因为有了它，在遇到危机与困难时，民众和社会就有了依靠和援手。哪个国家能说自己不会遭遇危机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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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人口的理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出现不久，以德国、美国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斯·韦伯迸发出了异样的感受。他的出发点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宗教伦理中蕴藏着的资本主义精神。他以人们理性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一种自然的自由的文化传统，来诠释资本主义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他曾仔细观察过邻里之间的借贷的活动，思考过大型发行银行的业务。除了强调精确计量的会计和严格执行的契约，韦伯确认，“信守承诺，珍惜声誉，是资本主义新教伦理遵循的美德。”对银行机构而言，它们“是以具有严格的传统性质的垄断权和法律特权为基础的”。在列宁看到阶级革命的地方，韦伯看到的是个人品行：“足以影响个人信用的任何行为，不管怎么微不足道，都必须小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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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们对时代的微妙、敏锐的不同感受，英国的小说家曾以小人物的触觉，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取向，杰出者如简·奥斯汀（1775~1817）、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他们用充满情感的犀利笔触，揭示了18、19世纪资本社会的演变。有一个很感人的中篇，出自曼彻斯特女作家盖斯凯尔（1810~1865）之手，叫《南方与北方》，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首次把它搬上电视荧屏。它讲了一个生活在传统英国南方田园的善良女孩玛格丽特，到了北方的“世界工厂”，看到那里机器的压榨、工业家的无情，从心底迸发出对贫困的怜悯和对资本的愤怒。但是几年在北方的生活，却让玛格丽特最终走进了一位年轻的工业家约翰的心灵。在那里，她除了看到拼命挣钱的欲望，也看了约翰如何用铁的纪律约束工人，为做得更好绞尽脑汁，在市场竞争及工会斗争中百折不挠的意志。在一场危机中，约翰的资金链断裂，工厂关闭，工人们被遣散。亲眼见到厂房荒芜、工人失业彷徨，听到他们对约翰治厂理念的理解与认同，玛格丽特的良知被深深震撼。破产，不但是工业家，也是工人们最可怕的遭遇，因为等待他们的只有更加的贫穷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