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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黑人开发了矿山，发展了庄园经济与种植园经济。欧洲的资本、非洲的劳动力、拉美的土地三种因素的结合发展了拉美，使拉美成为欧洲当时主要的海外经济利益所在。同样，在北美，奴隶贸易奠定了美国的财政基础，奴隶制使南方得以开发，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北方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就连马克思也认为：若没有黑人直接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就会看到一片无政府状态，以及现代贸易与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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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翻检了许多有关奴隶贸易的资料，除了在早期三角贸易过程中用暴力和劫掠手段从非洲迁徙千万黑奴去美洲之外，后期的人力贸易还是有自愿协议和一定报酬作为补偿的。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那些报酬非常低廉，无法与其历史贡献相匹配，例如中国华工对美国铁路和矿山开发的贡献，不过将这些廉价劳工贸易都纳入奴隶贸易的范围恐怕并不确切。如此类推，欧洲早期的圈地运动，现在仍时有发生的“血汗工厂”等也同理。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核心还在于剥夺人基本的自由选择权和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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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在2012年6月18日全票通过对130年前颁行《排华法案》这一事件进行道歉。这一法案正是由于横贯北美的太平洋铁路建成后，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中试图驱赶大批来美国修路开矿的中国华工而通过的。它使得在其后的61年里，已经移民美国的华人不能成为公民，不能购置房产，不能担任公职等。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特定民族的歧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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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梭伦（Solon，公元前638—前559），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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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剌子模帝国：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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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桑给巴尔：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桑给巴尔岛南北长85公里，东西宽40公里，面积165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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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奔巴岛：位于桑给巴尔岛以北40公里，面积98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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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三章 中英鸦片贸易冲突是源于鸦片或白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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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仅仅用善良和道德来评价历史吗？我们是否还在用阴谋论或者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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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2011—2012年大体是鸦片战争170周年的纪念，我们有理由认真反思。中国金融博物馆特别与中国金融学会联合主办了“中英金融史：1841年以来”的特展，分别在天津和北京展示，吸引了超过3万人参观。举办这一展览的一个缘由是，英国前首相布朗先生来天津的金融博物馆参观时，我提到了鸦片战争，他颇为诧异。他认为英国与清朝主要是贸易冲突，谈不上战争。于是，我们商定一起来推动一个历史展。我们也得到了大英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协助。鸦片战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它成了一个深刻的外交屈辱和民族仇恨的烙印，甚至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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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主流记忆中，帝国主义用源于印度、孟加拉的鸦片来掠夺中国的白银，弥补获取中国茶叶、丝绸等商品的巨大贸易逆差。清朝禁烟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英雄行为更是凸显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薄情寡义。道光皇帝对鸦片深恶痛绝的讨伐檄文、战后的割地赔款、通商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对于前工业社会的“不平等”条约，都让我们中国人痛心疾首地铭刻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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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语境中，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更多被称为是英华战争（Anglo—Chinese Wars），被归结为是通商与外交的战争。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在澳门租赁港口并建立码头，从事连接欧洲、中东、中国、日本等国商品的海上贸易。基于当时中国政府的傲慢与偏见，将国际贸易归结为有限的赏赐与进贡，大量的通商活动还是政府管制之外的民间走私。事实上，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业活动始终是在民间主导的环境下进行，政府并无过多的关注和干预。所谓的严刑苛法多流于形式，不过是鼓励了地方大员的贪污和贸易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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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长期认为明清经济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官方史料也很少对海外贸易进行记载和整理。但是，近代欧洲的大量文献表明，中国商品和远东贸易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孕育和兴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的丝绸与棉布对欧洲纺织业的激励极大，同样，欧洲的商品和科技也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启蒙。在日本的文献中，我们认定的日本倭寇进犯大多是中国江浙沿海的民间贸易走私活动，间或有日本浪人参与。体现中国海外贸易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中国白银货币制度曾高度依赖于全球白银市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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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与全球的白银世纪一致，中国也进入了用白银作为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阶段。1581年，明朝正式推广名臣张居正倡议的“一条鞭法”改革，鼓励民众用白银支付税款，直接导致长期在民间流通的白银登堂入室成为国家货币。不过，中国自身的白银产量和存量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的货币需求量相差很大，外国白银向中国流入就成为当时贸易和走私的重要目的。据学者朱嘉明的分析，明末中国累计生产了4.6亿两白银，而同期却进口了3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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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白银进口都转换成为流通的货币，只有少量成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依据白银进口的规模，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中国货币流通和市场的规模，也可以推算出中国民间与海外通商的规模。白银持续进入中国成为明清商业经济稳步发展的动力，刺激了东南沿海一带手工业的发展，导致铁、造船、建筑、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等工业在15世纪遥遥领先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玉米、红薯、花生、土豆、辣椒等洋作物引进也大大改善了中国农业的生产结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美经济特别是墨西哥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进口中国丝绸达到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0％以上，墨西哥银矿开发和纺织业都获益巨大。墨西哥银圆也长期成为中国广泛流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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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风水轮流转。1618年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导致全球白银生产急剧下降，1639年日本的“锁国令”停止对中国出口白银，这都沉重打击了中国货币流通与政府支付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推动了崇祯政权的倒台。这种历史记忆自然让此后长期纠结于白银匮乏问题的清政府坐立不安，芒刺在背。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白银进口国。1700—1840年，从欧洲和美国运进中国的白银约1.7亿两，主要来自美洲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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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正在急剧扩大全球的殖民地版图，争夺原料和市场资源，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在清朝实施20％进口统一关税的情况下，除了玉米、烟草等少量商品外，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通过获利来平衡贸易逆差。况且，英国当时已经实施金本位，向中国支付白银还需要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增加额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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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市场的发展、白银的货币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当时最大市场的闭关锁国政策、军事与通商的联盟等宏观背景导致全球政治、军事和商业霸权需要不断地洗牌。这就是中国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南美殖民地战争等一系列全球性征服行动的动力。放在更大的历史格局下看，鸦片战争可以有更多的解读。对当时和今天的英国人而言，很少有人了解由于鸦片贸易居然导致了一场海外战争，甚至不知道英国曾经与中国有过这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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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牟利和平衡进出口贸易收支，便与中国走私者和地方低级官吏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将印度和孟加拉种植的鸦片通过广州违禁输入中国市场。鉴于巨大的利益诱惑，鸦片在中国民间甚至军队中蔓延很快，特别是南方各地几乎明火执仗地交易。白银流失甚巨，政府财政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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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由鸦片而起，迎合了清廷的道德正义，也符合将帝国主义与毒品鸦片捆绑在一起的革命思维，捎带着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定义为“精神鸦片”。从大格局上观察，鸦片和白银都不过是中国与欧洲两种全然不同的观念与制度激烈对抗的表达工具，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长期纠结在器物层面的记忆和宣泄，将不断巩固制度层面的怨恨和偏见，无助于我们面对新的观念、制度与文明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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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去日本东京的江户博物馆参观，那天正巧是美国的佩里将军带四艘军舰强行驶入日本横须贺的东京湾事件150年纪念日。博物馆为1853年用军舰打开日本国门并迫使日本签下“不平等”条约的这位洋人写了一份充满感激之情的简历。仔细看了与《南京条约》基本一致的开埠通商、治外法权、降低关税、派驻使节等日美条约之内容，很是感慨。中日两个民族对这样被动开关的记忆和反思竟然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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