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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流观念来看，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几乎使国家濒于破产。不到200年的光景，这个“东亚病夫”居然顽强成长为全球新的经济大国、强国。是什么因素使我们得到了今日之光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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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鸦片战争是简单地源于帝国主义强制向中国销售毒品吗？帝国主义仅仅是掠夺中国的白银吗？当时清朝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选择吗？我们今天如何评价这场“文化冲突”，它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无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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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明清推行的海禁政策是否真正实行过？中国民间海外通商被封杀了吗？中国近代文明是封闭发展的文明吗？中国的白银货币化和资本化对欧洲工业文明的发育和美洲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到底从何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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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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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佩里将军竖立的雕像 对于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将军——佩里，日本人顶礼膜拜的态度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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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三，影响大国崛起的各种变量仅仅用善良和罪恶这种站在不同价值观上的道德评价就可以标示吗？用阴谋论思维和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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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太多的过程，但可以开放视野，调整观念。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倚重眼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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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四章 中国本土钱庄与票号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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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与现代银行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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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多年前一部以山西票号日升昌兴衰史为线索的电视剧热播，让大众了解了中国曾有的相当于现代银行的票号这样一种形式。加上曾经热销的长篇小说《胡雪岩》，钱庄也回到了商家的视野中。到底钱庄和票号是什么机构？是否自然发展成了当代的银行？是否被外资银行打垮了？这些问题始终是金融史界人士的纠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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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起源很早，主要是在明清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货币并存使用的环境下，专事多种货币间鉴定与兑换交易，继而提供存款和放款的业务。中国古代向来是个比较割裂的社会，尤其是在通信不发达的明清时期，政令往往很难到达地方，通常各省、各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几乎每个地方的军阀和重要商家都会发行。这些货币以银为主，重量、成色均不相同，造成了一跨省就要频繁兑换的问题，钱庄主要的业务就是在短短十几秒钟内，实现多种货币之间的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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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以客户的存款为依据印制发行的不记名庄票，可以流通转让，事实上形成了以商业交易活动为依托的民间货币。在民间经济和市场交易活跃的江浙地区，钱庄形成了强大的金融网络，也推动了早期初级工业如瓷器、纺织、五金矿业等发展的资本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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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有三大商帮，广东商帮以十三行为代表，从事沿海外贸和走私，浙江商帮则主要以钱庄、丝绸、手工业为主，而山西商帮由于离京城较近，与官府关系密切，垄断了官府库银的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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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庄形成区域网络的基础上，晚清时期，山西商帮在长途贩运和镖局（护卫资金安全）以及账局（异地大额贷款）的增值服务过程中建立了票号，将跨域的汇兑和存贷业务与货物贸易分割开来独立经营，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金融机构，汇票也成为特殊的流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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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最早的票号为日升昌，它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大量货币的流通，西裕成颜料庄最先在京晋间尝试汇兑，并接收汇兑业务，这种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道光年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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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光到同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日升昌大财东从票号的分红超过了200万两白银。它的迅速成功，导致众多的山西商帮纷纷建立自己的票号系统，并将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日本、朝鲜、南洋、俄罗斯等地，一时山西票号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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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和票号在具体信贷业务上区别并不明显，但从整体功能上却各有不同的发展领域。一般而言，钱庄重在本地商家的汇兑与居民存贷业务，票号则重在跨域的钱庄之间汇兑与机构存贷业务，类似于零售与批发的关系。因此，在晚清经济中，钱庄的发达直接便利商业和民众的生活；票号的发达则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积聚。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以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为代表的浙商票号等对近代中国的本土金融能力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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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流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对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的成长给予了积极评价，归结于初级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才智努力的结果。它与500年前佛罗伦萨地区近代金融的发展起点基本一致，同样起源于商家的货币汇兑和存贷服务。不过，我们的钱庄、票号群体发展不到300年，便崩溃于20世纪20年代左右，令人遗憾地与现代银行擦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