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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银圆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不仅将西班牙打造成了全球经济时代第一个经济大国，而且将分散在欧美亚等不同大陆的商品和资本市场通过货币的流通联结起来。之后的墨西哥鹰洋则是推动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最重要货币工具。它不仅开创了与本土农贸市场并行的洋行洋货市场，而且统一支付的兑换与储藏价值手段也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逼迫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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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一些政府官员意识到鹰洋对中国货币制度的侵蚀，同时也看到西方银圆制度的先进性和币制改革的迫切需求。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鹰洋，“便民用而挽利权”，奏准在广东开铸新式银圆（龙洋），各省纷纷效仿，累计铸造约2亿元，中国银圆制度初步确立。宣统二年（1910）公布的《币制则例》采取鹰洋的标准——库平七钱二分、纯度0.90为银本位的基础，七钱二分的重量由此成为中国银圆的定制。但此时，龙洋仍未能撼动鹰洋在华东、华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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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一方面，中国银圆制度逐渐成熟，另一方面，墨西哥实行金本位，银圆停产，墨西哥鹰洋在中国的数量日益减少，开始没落。袁世凯当政后，在天津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政府造币厂，1914年决定统一币制，通过《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大量铸造以袁世凯头像为标志的民国银圆，俗称“袁大头”，仅一元币便制造了7.5亿枚。受到鹰洋的影响，“袁大头”重量仍是七钱二分，成色稍减为0.89，由于其铸造精良，重量、成色严格一致，很快成为全国性银币。到1928年，“袁大头”铸造额已经超过11亿枚。铸造和推行“袁大头”时，大量鹰洋被收购重铸。民国三年（1914），天津造币厂熔化的鹰洋达1800万元之多，中国、交通两行也“襄助政府在上海等市收回墨洋及其它杂色银圆，改铸国币”。到1931年，“民国币由外币熔银铸造者”有2亿元左右，大部分是熔化鹰洋。此外，我国民间有收藏白银的传统，鹰洋被收藏的数量也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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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鹰洋在上海的衰落始于1918年的“盐余”之争。当时，两淮、两浙盐税要经中国银行分行汇至上海转解，而汇丰银行一向非鹰洋不收。由于鹰洋越来越少，迫使中国银行通过钱庄向汇丰购买，双方屡次产生争议。最后，北洋政府与银团商要求一次性发还盐余数百万元，汇丰由于库存鹰洋不够支付，只得决定以0.73006作价（市面0.72），鹰洋和中国银圆并用。借此机会，中行上海分行在当年5月发行国币兑换券，国币在上海开始与鹰洋平起平坐。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发生罢市风潮，外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难以兑换鹰洋，中国银行再次抓住机会，促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会商取消鹰洋行市，并由钱业公会通告，“沪市现因鹰洋逐年减少，已属供不应求。吾国旧有龙洋及续铸新币，流通行用，商界称便”，至此新币、鹰洋、龙洋（大清、江南、湖北、广东四种）“一律并用，无分轩轾”。鹰洋失宠的同时，中国银圆制度的统一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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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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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龙洋 为对抗墨西哥鹰洋对中国货币的侵蚀，晚清政府自制龙洋，重量七钱二分，与鹰洋一致。从此，七钱二分的重量成为中国银圆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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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了全国19个省48个商埠流通货币的概况，鹰洋只在18个商埠行使，在其中6个商埠还要对成色稍低的袁头币贴水，而“袁大头”在各地均“流通最广”、“最通用”、“最受欢迎”、“最为流行”。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最终下令禁止鹰洋等外国银圆进口，1934年驻纽约总领事馆函询“墨洋在华，是否仍合法通用而无限制”，财政部又重申前禁，终于在法律上解决了鹰洋在华流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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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的红军造币厂和1932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央造币厂所用的模板均是墨西哥鹰洋的铸版，只是在币面上戳凿“工”或“工人”字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墨西哥鹰洋信誉好，在中国南方许多地方私铸墨版鹰洋十分流行。1928年5月，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造币厂迁到井冈山的上井村，红军造币厂用打土豪和战争中缴获的银饰品和银器铸造银圆，由于银圆版式只有直线形边齿的墨版鹰洋一种，为了表示工农苏维埃政权铸造的银圆与市面上流通的各种墨版鹰洋假银圆的区别，红军造币厂在铸好的墨版鹰洋上凿下“工”字印迹，被称为“井冈山工字银圆”。1932年3月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击败国民党军队钟绍奎部，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迅速送到瑞金。从此以后，中央造币厂开始采用机器铸币，但铸造的仍然是墨版鹰洋、孙中山头像银圆和袁世凯头像银圆，铸好的银圆上仍用钢印戳凿上“工人”二字，铸好的银圆以500块一箱向中央输送，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用这些银圆从白区换回大量急需的物资。革命者用这些银币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直到1949—1951年为便利进军西藏，新中国还制造了一批“袁大头”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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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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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尽管银币早已经退出历史，但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的影响还需要客观认定。西方不仅仅带来了鸦片、战争和殖民地，同时也摧毁了我们自我陶醉的天朝梦幻、愚昧和自然经济。墨西哥鹰洋、“袁大头”银圆等都在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构建中发挥了独特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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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政府介入下，货币的职能比原始的定价、交换和储藏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它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创造出新的金融生态，而且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鹰洋都导致了资源和货币本位制度的跨国转移，也推广了普世价值观念，使得后期观念的革命者也要继承现存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和货币制度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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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论管制者是否喜欢，是否制造障碍。货币的全球化更是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不容割舍。从当年墨西哥鹰洋等迫使中国放弃银两制度，废两改元，到当下中国的人民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这种历史变迁自然令人感慨，但个中的大趋势更令人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力和人民币的支付能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的国力相匹配，令人炫目的中国购买力能否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老百姓的生活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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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十七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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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大大超过了日本，中国甚至被英国媒体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小的金融技巧足以倾覆整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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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谈及百年之前的洋务运动，主流学术界仍然是不屑一顾的否定态度。当代史学习惯性煽情，也是轻薄地将一场复杂深刻的中国近代产业奠基过程归结为两句流行语：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主要领袖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长期被丑化或矮化，洋务运动被归结为所谓回避制度改革、社会改造的一场闹剧。甲午海战的失败和权倾一时的盛宣怀发迹史等更是增加了民众对洋务派卖国求富的道德憎恨。至今，洋务运动俨然是攻击贪官污吏和抵制开放中很有分量的帽子，不时被翻腾出来。笔者看来，这桩公案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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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确认两年前的《天津条约》，同时进一步签下更为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也就是洋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三十几年，提出了一些有益于民族发展的观点，但命运不济，在当时都充满争议。1894年，中国海军出乎意料地被日本海军打败，几十年的备战努力付之东流，权臣李鸿章屈辱下台，这标志着寄予中国复兴厚望的洋务运动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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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发轫于“自强”的立场，面对海外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力图大规模引进机器与技术设备建立近代的军事工业。其内容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洋务运动的诸种开拓之举多是依赖地方诸侯武装自己队伍的初衷。如曾国藩在安徽建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兵工厂，左宗棠在西安建立的西安机器局等。这些军事工业是官办性质，投资主要来源于海关关税和军饷拨款等，并无其他市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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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政府资金的困难以及诸侯彼此竞争的激烈，洋务运动后期开始面向市场，投资民用工业，以“求富”原则立业，企图形成独立和稳定的利润来源。同样，这一投资仍是围绕这些地方大臣形成工业布局。如李鸿章在河北和上海支持的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张之洞在湖北开办的湖北织布局和汉阳铁厂，左宗棠在甘肃开办的甘肃制造局等。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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