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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最早一次金融危机，会让我们有许多全新的体验和启发，也会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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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的晚清市场经济和资本积聚基本是在上海完成的，外资金融和中国钱庄、票号之间彼此合作，比恶性竞争更多。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全球推广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结，使得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当时亚洲最具影响的融资中心。因此，具有全国意义的金融危机自然也在上海发生。此前的局部危机，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胡雪岩垮台和山西票号倒闭等并不能有此等能量。上海出道如此之早，曾带动亚洲纺织、橡胶等产业的国际资本走向，却在百年后仍苦苦寻求所谓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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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产业和新产品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一度形成泡沫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中国都反复发生这种情况，而且都是在市场形成时主导了市场的格局。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南海泡沫，就没有现代公司法的形成；没有郁金香泡沫，也就没有现代交易机制和监管的建立；没有上海橡胶泡沫，也没有后来现代金融机构对钱庄、票号的洗牌和10年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奠基（另文讨论）。我们因此可以体验到美国铁路泡沫（1910）、中东石油泡沫（1970）、全球互联网泡沫（1990）以及全球衍生产品泡沫（2000）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和观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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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金融的发展在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在中国尤其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中国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同样也会将全球危机带入中国，洗劫国民积累。一旦资本市场建立并与国际对接后，如何建立平稳机制和缓冲地带值得高度关注，但这不应该成为设立人为障碍的借口和拖延对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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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170349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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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二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就输在融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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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一战，清政府偿付战争赔款共计3.4亿两白银，等于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战争融资的高收益刺激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毁灭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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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100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清朝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除了斗志昂扬外，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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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环境下，按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综合国力（人口、资源、军事力量、朝廷财富等）远远超过日本。当时，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则是8：9，日本稍占上风，但几乎可以忽略。在战舰的质量方面，北洋水师“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也厚达9.5寸；而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强大的装甲防护。不仅如此，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设计时还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有300毫米口径大炮4门，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再说火炮方面，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是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为141：209。就平均船速而言，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也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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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战不仅清朝认为必胜，英、俄、德、法等列强也看好中国，就连日本军界也认为要以破釜沉舟换得与清分庭抗礼的结果。谁知黄海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台湾被割让，东北几乎也被划出去，刘步蟾、方伯谦等留英将领也将卿卿性命断送在小了几辈的日本同门师弟手上。这种惨烈的奇耻大辱一直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心头，每每成为百年来中日冲突的内在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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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世界各国高度关注海域和殖民地资源，列强都将海军建设当成头等大事。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更是发愤图强，提升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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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正值慈禧大寿。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2年1月），朝廷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则特造彩绸10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重挫，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最后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而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旅顺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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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但此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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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丁汝昌在战前曾提出，主要舰船上应该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却声称无款，直到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当时中国经济数倍于日本，但在层层盘剥之后，中国实际投入海军的经费却不如日本。尽管中国的北洋水师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舰队，也拥有最为先进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官兵，但在之后的10年基本没有再行投资，甚至维持基本运转的费用也难以筹措。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勘修皇家园林。到甲午海战之前的10年中总共动用了600万两白银，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了436.5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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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敌当前，大清海军无力继续购买更为先进的炮舰，甚至已经在英国Armstrong公司订购的两艘巡洋舰也由于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去改成“吉野”号和“浪速”号。这两艘舰只分别在1893年和1885年交付使用，在甲午战争中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重创北洋水师，成为在中国民众心目中臭名昭著的两艘战舰。1900年两舰又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巡弋渤海；1904年被编入第一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攻打旅顺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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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的日文版 日本靠发行国债打赢了甲午海战，清政府战败赔款使日本人获得巨大的收益，自此日本的战争融资更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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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反观日本，当时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的整合花费极大，不能满足军事投资之用，据统计，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日，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日本明治维新（1867）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中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8000万日元左右。据日本学者著述，日清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1.16亿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9000多万，国库存款2500多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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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日本大藏大臣一度主张向中国索要10亿两赔款，但担心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为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中国赔偿军费条款中仅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亿两。在李鸿章的周旋和西方列强的暗示下，最终，日本将3亿两的赔款减少1/3。《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2亿两库平银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分8次交清。第一次赔款交清后，其余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于俄国、德国、法国以武力威胁强迫日本放弃侵占中国辽东半岛，为此，日本又向清政府索要了3000万两库平银作为补偿。同时，在赔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卫驻军费用，由中国每年支付50万两库平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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