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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其章先生在《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中曾考证，库平是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日本以库平银成色不一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并要求中国在伦敦的银行用英镑支付赔款。当时，金价上涨，银价下跌，已经成为趋势，因此，英镑兑换比率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的势头却难以遏止，从而形成了镑亏。“镑亏”一项日本又掠得1494万两，“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加上赔款之外掠夺的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总计，日本从甲午海战中所得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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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掏腰包的这笔巨款被日本用于发展自己的工业、军事以及国民教育事业。二战前日本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八幡制铁所，在1897年开创时所用的1920万日元即来自甲午战争赔款。该所1901年开工，第一年的产出就占日本生铁总产量的53％、钢总产量的83％。张宇燕等经济学家引用过的一份材料显示，从《马关条约》签署到1903年的8年间，日本的公司总数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资金额由2.45亿日元增至9.31亿日元，雇用10人以上工厂总数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开动纱锭数由38.2万锭增至129万锭，铁路营业里程数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农商务省公布过的统计数字表明，1891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0％，到1903年已降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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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战前，中日两国都还使用银本位的金融制度，欧美国家则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当时的纺织业等工业设备和原料、军需品和军工生产设备都需从金本位国购入，银本位制度对日本发展工业限制极大。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货币条例》已经规定采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资金匮乏不能启动，经由英国支付的中国赔款，则为日本的币制改革提供了资金。1897年10月建立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后，日本便迅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它得以在世界市场上与列强角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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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地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两艘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吉野”号和“浪速”号成为了主力杀手。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统统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享胜利果实。事实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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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败后，除了支付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赔款外，还将台湾岛割让给了日本。各国列强则要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战争赔款以英镑支付。如此天价的赔偿数额，作为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得分别向英、德、法、俄等国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实际上，如笔者前一篇文章所述，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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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甲午海战的巨大收益，战争融资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将中国的赔款进一步用于军费支出，从1896—1905年分三期扩建海军，投入3亿多日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投入军费是政府开支的3.74倍，而在日俄战争中投入的军费是4.15倍。到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各国时这一比率则达到了9.16倍。战争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仍然是政府公债。可是，战争融资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最终毁灭了日本，导致了一段日本的亡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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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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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号 本为大清订购，后因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买的“吉野号”，在甲午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成为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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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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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可以使整个制度倾覆。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那年，也会败在辛亥那年。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日本海军，就有可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改写世界历史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应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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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但又不仅仅是。债券还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惜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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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日本关于甲午、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需的透明度和流通性之重要。买公债就附加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表达了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意义，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千亿抗震救灾的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都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有多大的提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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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第二十一章 一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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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发行与1911年10月25日的铁路债券，无声地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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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海峡两岸都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政治源泉、军事因素、制度变革以及文化变迁等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和表述。但是，辛亥革命背后的商业要素，特别是金融动力却乏人问津，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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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整地保存了一张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面值20英镑，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就是这张沉浸了历史密码的旧债券，告诉了我们金融与辛亥革命的直接关联。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张债券直接引发了一场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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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签名的手迹出自盛宣怀，他是这场借款风波中的关键人物。盛宣怀出生在江苏武进龙溪一家官宦人家。16岁那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动荡时局下他随着母亲迁至盐城。23岁乡试落第失意之时，幸得湖广总督李鸿章器重，从此跟随李鸿章左右，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担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铁路公司督办等多个要职。被誉为“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以他独特的沟通能力和经营手段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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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环顾世界，许多国家将修建铁路作为启动工业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国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实施期间，朝野上下越发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决定修筑铁路，也制定了借债筑路的政策，这也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借款修筑不同路段的铁路。作为回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铁路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各国列强也以此控制了中国许多交通枢纽，使得国家权益严重受损。在筹资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颁布新政，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民间人士热情高涨，各省相继设立铁路公司，由此出现了一段民间铁路建设的高潮。然而民办铁路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短缺、管理不善以及贪污亏空等使得民办铁路建设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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