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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民营企业，这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实力弱，规模小，它们不能获得上述企业的待遇——融资方面，非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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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比如瓜子门口的百货小店、农民创业、大学生创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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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央企、融资平台企业、其他国企、类国企这四类，是可以无限或者几乎无限获得来自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和支持的，它们可以从中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中获得最大的融资支持。我们就省点事，用“国企和准国企”这一个词来概括这四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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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剩下的两类，包括普通的民营企业、“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从金融体系获得支持的机会——我们用数学上的概念来说——不是0，但无限趋近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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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必为后两类企业担心，它们总能获得机会生长、繁盛起来的，只要它们有这个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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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它们是有这个支持它们生长、繁盛的环境的。以“国企和准国企”为骨架支撑起来的中国经济，依靠这一架构带来的竞争优势在2001年年底争得了全球化框架WTO中，垄断“次低级”产业，为全球提供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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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前已经讨论过了，这个机会，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或者资本流入中国，充分释放了一直束缚在中国头上的流动性“紧箍咒”，进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异常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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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大量的、汪洋大海般的“民营企业和‘芝麻绿豆’企业和项目”的繁荣是依附于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而文中此前提到了，这个持续时间长达6年（2001年年底—2008年）的“WTO景气”，是靠了中国的竞争力争回来的。而中国的竞争力又是直接建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之上，后者，则又是由此前提到的所谓“国企和准国企”来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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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绕了一圈，这里想说的就是：中国的其他经济成分，是完全依赖于“国企和准国企”生存的；“国企和准国企”就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和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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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就可以简化为仅仅讨论“国企和准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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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宏观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主干部分——“国企和准国企”的共同特点。最重要的几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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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体系贯穿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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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的经营，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意志，而非盈利——这使得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服务态度较差，效率较低——很多非理性业务，很明显在挑战经典的经济学法则。比如台湾南部的偏僻乡村，公交系统因为赔钱，逐渐减少甚至取消线路——他们的公交系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做毫不奇怪；而大陆的公交系统尤其是乡村公交，即使某些路线在某些时刻空无一人，还是照常发车——这从盈利方面讲，是白痴行为，但对便利民众，尤其是推动各地区均衡发展，却又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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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国家的邮政系统明显是烧钱的行为（不光中国，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很多邮政局开在荒凉的山区，业务很少——但又不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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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将商业法则贯穿到整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很多人对于美国最欣赏的地方。然而，这个安排，并不总是让人满意。比如警察局的经费是由辖区的税收供给，富人区的警察成群结队，而贫民区的警察却成了比大熊猫还少的稀有动物。于是越穷越乱，越乱越穷——这就是商业法则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这个不完全按照商业法则办事的国家，可碰不上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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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企和准国企通过“一条线”联系在一起。这条线，就是国家或者地方金融体系的无限或者近于无限的信用支持和融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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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这无数的国企和准国企，好似一条条的舢板（虽然有些舢板非常巨大），而行政组织原则和金融体系无限的信用与融资支持这两条“铁链”，将它们牢牢绑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的骨架。数量更为庞大的民营企业，则附着在这个骨架之上——正如小草、藤萝和苔藓依附于森林的庇护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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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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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全国共有7家胶卷厂，数量是全球第一。然而，到了1993年，7家厂共负债100亿人民币，已经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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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全球技术领先的日本富士，与其在全球市场的卓越表现一样，在中国胶卷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其强大的竞争优势，逼得中国本土7家企业和同样在中国混饭吃的美国柯达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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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全力支持乐凯胶卷1家企业发展，而放弃另外6家企业。为何要做出这等决定呢？想一想当时中国最大的难题——缺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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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中方与美国柯达敲定方案，美国柯达以10亿美元为代价，外加“排他的垄断条款”（除柯达外，不得有其他外资进入中国胶卷市场）的条件，将中国胶卷行业（除去乐凯胶卷之外的6家公司）尽数收入囊中。柯达的做法，是关掉3家，精心做好另外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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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柯达又与中国唯一未与外商合资的河北乐凯公司签约，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乐凯2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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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国胶卷工业的7家企业中，6家被柯达吃掉，1家也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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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去国家信用的支持，后进国家（即使如中国这种大国）的企业，根本无法与国际巨头抗衡和竞争——于是，一个新的思路诞生了：如果无法在竞争力上对抗，那么至少在规模上要能够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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