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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衰退！（2000～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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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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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索罗斯做多科技股在1999年年底以及2000年年初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在2000年3月之后却变得对索罗斯极其不利——到2004年4月时收益就下降了220%，索罗斯宣布把量子基金的性质改变为投资于低风险的工具，并改名为“量子捐赠基金”。他当时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像量子基金这样的巨型对冲基金已经不再是管理资金的最好方式。市场变得极端不稳定，风险价值的传统测量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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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佳下注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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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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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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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一些其他全球宏观对冲基金也关闭了，这使得主流媒体和华尔街权威人物纷纷宣布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已经“死亡”。虽然2000年已标志着资产超过200亿美元的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巨头的末日来临，但认为从全球价格失衡和宏观经济趋势中获利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已到末日的说法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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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泡沫最终在2000年3月破裂时，美联储再次推出了“格林斯潘式拯救”，把利率从6.5%一直降到1%，达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低利率水平。正是在这种转变的新背景下，一批新一代的全球宏观基金经理开始声名鹊起。他们不仅捕捉到了利率的波动趋势，而且抓住了那时的宏观经典视角——先做多债券和做空股票，最后再逐步做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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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不仅全球宏观基金没有终结，事实上这一年还标志着全球宏观基金的重新兴起。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业绩，再次名列投资界前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当全球投资者普遍遭受着“漂亮50”（Nifty Fifty）这个最大投资泡沫的时候，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却获得了强劲的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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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索罗斯的最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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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主流媒体和历史文献总是喜欢讨论对冲基金的收费、对冲基金的绝对美元收益与损失，而不讨论投资者获得的净收益率。对于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在黑色里期三时赚取了10亿美元，在俄罗斯危机时亏了20亿美元，而当科技股泡沫破裂时损失了30亿美元。很少有人知道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收益率，而实际上那是相当出色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从1969年创立到1999年，尽管经历过严峻考验，品尝过盈利与亏损，但是对于每个单一年份来说，他们都为投资者创造了正收益。在量子基金于2000年4月18日给股东的最后一封信中，乔治·索罗斯说：“在它32.5年的历史中，量子基金给投资者带来了超过30%的年化收益率。从量子基金创立时的10万美元的投资，到现在增长到了大约4.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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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说收取20%业绩提成费的惯例是琼斯从另一类交易中得到的灵感。15世纪的威尼斯海运商人可从他们的委托商那里获取20%的利润，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航运任务的回报。这是一种利润分享的制度安排，对承担风险者提供了合适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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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两位是期权定价理论和方法的先驱，迈伦·肖尔斯也被译为迈伦·斯科尔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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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屋：宏观对冲基金顶尖交易者的掘金之道（增订版） 第3章 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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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基金的重组和老虎基金的衰落，标志着这两个全球宏观巨人可以随心所欲纵横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少数金融强人操纵少数几个基金和市场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当前，信息与资金流动的加速、竞争的加剧以及新兴市场的成长，大大增加了全球宏观投资策略的复杂性与投资范围。由凯恩斯发起并由索罗斯发扬光大的宏观策略，已经被风格不同的基金经理进一步深化细分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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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业不再青睐那种巨型基金模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对冲基金达到一定规模时，容易出现管理不善。当一个基金规模过于巨大时，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索罗斯与老虎基金由于现金规模过大，就不得不在流动性很强的投资品种和最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大量持仓，这将限制对冲基金的投资范围与分散化策略的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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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森帕宏观基金（SemperMacro）的西华约（Siva-Jothy）在本书后文的访谈中说的那样，索罗斯与老虎基金过去能够操纵宏观市场，故每个人都不得不去留意他们的行为，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类似地，常丰资本（Everest Capital）的马尔科·德米特里耶维奇（Marko Dimitrijevi）也发现，过去常常被坐在华尔街或金融城里的少数几个家伙操纵的新兴市场，已经发育得越发成熟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甚至包括那些本土的投资机构，都参与到这些市场中来，扩展了市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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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宏观投资领域已成为众多机构投资者的竞技场，既有索罗斯、老虎和其他一些早期采取宏观策略的那类大基金，也包括来自原本在信孚银行（Banker Trust）、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从事不同领域的全球宏观自营交易的操盘手。尽管现在没有一家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能超过200亿美元，但加总后的资本总量却是l5年前的好几倍（据HFR估计，大约从1990年的390亿美元增加为2005年的1160亿美元）。与此同时，伴随着各国中央银行资产的增长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新兴市场的发展，全球宏观市场的规模与选择范围也大大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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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宏观到全球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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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想要击溃中央银行或者是创造超过百分之百的年收益，可能性已非常小了。许多资本已从其他传统的投资机构（甚至包括管理公众资金的养老金基金）转向了对冲基金，这使得对冲基金对风险的偏好有所下降。同时，许多操盘手开始不断地抱怨机会越来越少，在市场上赚钱越来越难了。究竟是全球宏观市场正在变得更有挑战性，抑或只不过是基金经理们自身改变了许多，已成为当前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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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间全球宏观投资基金得到的超额收益，仅仅是中央银行的失误与政府政策不当的结果，比如试图固定名义汇率（英镑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微观干预经济（政治利益驱动的政策、无效管理）。然而，政策制定者似乎学乖了，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他们引进金融市场专家，如罗伯特·鲁宾、阿米尼奥·法拉加和苏希尔·瓦德瓦尼博士（见第8章）参与政府政策的决策中来，这似乎有助于烫平市场波动和平抑市场，从而限制了对冲基金赖以谋利的市场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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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质疑中央银行通过增加透明度来调节市场预期以及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并质疑是否会产生新问题。当央行在某些局部博弈中获得胜利时（通货膨胀与汇率波动），更棘手的问题可能也同时产生了（全球贸易不平衡与资产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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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政府政策是否真得改变了博弈状况，竞争的加剧确实对基金操盘的专业化要求提高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当今许多全球宏观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应被更准确地描述为全球微观的投资技能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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