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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意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正要去伦敦经济学院读计量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那是将来去银行代表处谋得一份好差事的一个好途径。在花旗银行，有一个人对我感兴趣，他邀请我去那里的交易大厅干一天试试，结果我去了。当时我以为那是个不错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着随意喊叫声的开放式的宽大交易厅，而且看起来让人神魂颠倒。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认为做1年这样的工作没有坏处；如果我不喜欢，会重新回到学校。接下来，我完全上钩了，那是1987年10月。我花了两年时间做英镑对美元的远期做市商，后来又转移到利率产品部门，做英国利率的自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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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恰好成了你进入市场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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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经济学院结束为期3个月的培训课程之后，我刚开始进入交易市场，就遇上了股市崩盘。那时我坐在一个小伙子旁边跟他学如何做交易，那伙计交给我一项有5个基点价差限制的债券交易任务，对我说：“到那边去把这些单给做了。”那时债券买卖价差的波动范围在1～5个基点，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份能赚大钱的好差事，我希望未来每天都能像这样工作。那时，其他交易员在交易大厅里吵得要死，整个交易厅里迷漫着紧张恐慌的气氛。在那个时候开始我的交易生涯，对我来说是十分有锻炼意义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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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股票市值下降了1/4后的第二天，你是怎样工作的？人们以为世界金融系统正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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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在做外汇交易，而我们没有那样的担心，也许真是有点无知者无畏吧。我只记得那天和前一天的事情，但是其他的事情就不太记得了。我记得的接下来的一件事，是1991年英国市场发生的短暂崩溃。在这两次事件中间，对我来说，并没有发生真正特别的事情。我依然记得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有趣的是，我不知道这些事件是怎样印在我的脑海中的。它们通常都发生在我经历重大盈亏波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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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时候从花旗跳槽到高盛自营交易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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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1991年9月。当高盛开始联系我的时候，我已经在花旗工作了三年半。说来话长，花旗的一位女士与高盛的一位高层人员非常熟悉。这位高层人员告诉她说高盛正在物色人才，而她就推荐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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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去面试，在面试结束时，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做特别账户交易的工作。但是我说：“不，我希望能够做自营交易。”很明显，我是第一个拒绝他们的人。主管伦敦交易的高盛合伙人迈克·奥布莱恩（Mike O’Brein）后来告诉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决定让我加盟。大约过了6个月，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自营交易的工作，我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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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加入高盛的哪个自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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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的是固定收益自营部门，但是因为我的外汇远期交易背景，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也在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外汇和商品）的自营部门工作。高盛集团与花旗银行的交易风格迥然不同。风险偏好也完全不一样。在花旗银行，如果你赚了1500万美元，那你就是英雄。但是在高盛集团，要想成为明星交易员，你要赚得比在花旗多得多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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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高盛工作的第一周，我建立了一个5000万美元的德国马克对瑞士法郎的仓位，而那是一个相当稳健的套汇头寸。那时，我已经交易四年了，而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所交易过的最大的头寸。我心想：“我能做好这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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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交易部门的负责人走过来问：“进展得怎么样，克里斯蒂安，你持有头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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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豪地回答：“是的，我持有5000万马克/瑞士法郎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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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下了，看着我，然后说：“我喜欢持有平均规模头寸的人。”说完就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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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对风险偏好的要求，让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确实存在市场机会，高盛公司的交易文化是在场者都可以参加。就其本身而言，不存在对交易品种的结构限制，也不存在风险价值系统的限额。它只是激励人进入交易状态，不断去发现交易机会，然后期待最好结果的出现。那些日子里，高盛公司涌现了一大批非常有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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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给我讲讲有趣的人和你的良师益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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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某个具体的良师益友，对于我来说，这种开放的环境也许是我最大的良师益友。高盛对员工的态度就是，试试才知道，如果你希望尝试建一个大仓位，尽管尝试。那是高盛交易部门的文化氛围和工作哲学，而这在我看来是十分强大而有效的。这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的环境，但是它也会暴露缺陷，就像我们在1994年发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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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有一位业绩异常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交易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入了自营交易部门，此前他在一个经纪商那里交易自己的账户。我还记得他加入公司的那天的事情，因为他就坐在我旁边。我那时正在交易100份名义债券期货合同（notional bond futures contracts）。当他看见我购买100份时，问我：“我听到你购买100份，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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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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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问：“我已经在该行业待了20年，我所交易过最大的头寸也就10份，你真是个傲慢的年轻人，你怎么能够持有100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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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说：“不是的，事实上我持有几千份的头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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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突然意识到他自己身处于这样一个环境，需要革新突破。他所做的就是对高盛那时已经存在的风险嗜好进行杠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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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1993年债券市场复兴后最兴旺的那段时期。那个伙计按照波幅最宽的箱体线下端的价格对经纪人说：“给我买入债券。”接下来，我们听到经纪人打回电话问：“你想让我买多少份？”那伙计直接敲进交易下限价格并回复道：“在这个价格你只管买就是了，我会告诉你何时停下来的。”哈哈，真是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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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他与高盛公司高级人员的关系也非常融洽。有一个关于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的故事令人捧腹大笑，那时他是高盛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加文走进办公室，我们聚集在一起等待他对我们自营交易部门发表有关世界的观点以及他对欧洲的看法。而那个交易员却把脚翘在桌子上，然后转向加文说：“恕我冒昧，加文，我自己也做研究。上个周末，我去过西班牙好几个酒吧，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那里可都是门可罗雀。”加文有些被这种深刻的经济分析所震惊了。接着那伙计补充说：“我还有另外一条赖以生存的法则——如果你连水都喝不上了，那么请赶快出售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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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期间还有许多这样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如果要一一道来，真要费点时间。我从这个交易员身上学到了不少有关交易和情绪方面的具体知识，这来源于他在交易大厅工作的经历，而我把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融入我的交易风格。当然，也有许多我有必要舍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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