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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参与费用这个贿赂计划的范围的想法，来自从资本集团美国基金取得报酬的交易者的数量。2004年5月的名单，如表8.2，包括重要的金融服务机构：美林证券和花旗证券，地区经纪公司摩的（Legg Mason）和Raymond James，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中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life），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美联银行（Wachovia）。资本集团公开的名单包括直接的公司参与者和以知名度不高的子公司名字出现的公司。例如，德意志银行和A. G. Edwards以很容易被认出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而恒康集团以Signator出现和美国万通作为投资者服务机构上榜。大多数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隐蔽地非常好，以外界知道较少的金融咨询子公司的名义列出。不管信息披露的清晰度有多高，参与费用计划很明显影响了大量金融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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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资本集团参与费用的合作伙伴包括大量金融证券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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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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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投资者利益受到不得人心的利润共享行为的损害，SEC还是简单地选择披露。综合披露并不是一个彻底地解决办法，“投资者的保护者”只是要求关于利润分享的最常规、简略的描述。2000年2月的一个诉讼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围绕利润分享的，一份讨论的内容仅仅说“顾问用自己的资源大量支付……给了经纪商和其他金融中间人”。SEC对充足的披露表示支持，指出目的是“告知投资者经纪商所面临的利益冲突的性质和程度”和“精确的披露并不是必要的”，即使“经纪商的投资了基金的客户，也不能从招募书上得知他的经纪商是否得到了大量的报酬”。很遗憾地说，SEC批准的信息披露并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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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固定缴款型养老金计划的顾问和管理人也常常会进行收益共享。据华信惠悦咨询公司（Watson Wyatt Worldwide）披露，大约90％的401（k）计划都是在向资产管理公司收取费用后才会把该公司的产品列入候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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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计划的收益分享具有“花钱才能参与”的特点，这不利于投资者，因为这使他们对一些重要的财务方案模糊不清，投资产品的选择也受到了限制。虽然收入分成可能是用于支付养老金计划的管理人、赞助人和经纪人的合理花销，但分成的收入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等于上述花销。事实上，受市场影响的收入分成几乎肯定不会等于相对固定的管理成本。结果很可能是源源不断的收入成了利润的集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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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收入分成偏向于那些高成本基金的决策者，而非低成本基金的决策者，这就会使供投资者选择的产品名单受到影响，先锋集团作为低成本投资产品之王也因此而受损就不足为奇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先锋集团的机构销售部主任说，曾经有很多经纪人联系他，想把先锋的基金列入某个401（k）计划的投资名单。“当经纪人意识到将我们的基金纳入一个计划并不会得到我们给予的报酬时，他们一般都会立即就将电话挂掉。”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收入分成是另外一种在个人投资者身上榨取资金的工具，而作为交换的却是投资者的产品选择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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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某一天，SEC肯定会调查投资经纪人和共同基金公司之间的暗箱交易，其中就会包括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收入分成。如果监管者试图控制这种优先偿付，基金公司会找出其他的办法来谋得特殊地位，经纪人也会找出其他的机制来损害投资者以使自己获利。在任何情况下，在花钱才让参与的人手上申购共同基金的投资者，还面对另外一组费用，在投资过程中还会经历更多的利益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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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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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MFS投资管理公司在美国推出了第一只共同基金。这只基金名为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由该基金管理公司的主席梅瑞尔·格瑞斯沃尔德（Merrill Griswold）进行管理，它让中产阶级个人投资者有机会投资于一个多元化的、专业化管理的投资组合。MFS发行这只共同基金标志着一个充满了希望，也蕴藏着危险的新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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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整个30年代，开放式共同基金的投资者面临着申购、持有和赎回基金带来的一系列高昂费用。例如，今天的开放式基金投资者是以资产净值申购和赎回基金，以投资组合的公平市场价值执行申购和赎回交易。在通过《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之前，由分销商公布出价（他们愿意支付的购买价格）和要价（他们愿意接受的销售价格）。出价和要价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分销商有了一个几乎无风险的利润来源，但却给投资者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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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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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显而易见的前端费用、持续不断的管理费用和交易中的出价与要价差额，投资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面对一种黑暗的“两价制”，这个体制对交易商非常有利，但却对投资者非常不利。“几乎所有的开放式投资公司”都使用两价制，因为它可以为基金管理人、交易商和分销商提供特殊的交易机会，并带来无风险的或者几乎无风险的利润，信息不大畅通而且地位比较不利的个人投资者就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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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交易日的某段时间，分销商对共同基金份额的出价一般是“清算价值”（当前的专业术语是资产净值）加上销售费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40年发布的《投资信托和投资公司报告》中援引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凯文布洛克公司（Calvin Bullock）发行的红利股份基金。分销商以前一天的清算价值“加上申购价格8.67％（即稍低于清算价值的9.5％）的溢价”来推销红利股份。申购价值到申购日的中午依然有效。实质上，在任何一个交易日的整个上午，红利股份的分销商都是以前一天的价格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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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过期价格机制在理论上可以让投资者通过以昨天的价格交易而获利，但接近9.5％的费用使投资者实际上不可能利用这个有利可图的套利机会。然而，交易商却不会遇到这种障碍，免佣交易使他们可以利用这个体制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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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进行免佣交易，交易商在过期交易上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关键优势。根据红利股份的招股说明书，凯文布洛克公司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收市前大约1到1.5小时内，即之前的申购价格仍然有效时”告知交易商第二天的申购价格。这份招股说明书还很热心地概述了交易商享有的套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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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一个交易日的有效价格看上去要下跌时，交易商和投资者也许会先不以当时的有效价格购买份额，相反地，如果知道第二天的有效价格将会上涨时，他们也许会以当时的有效价格购买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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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招股说明书没有批露的一点是：当价格已经下跌时，交易商可以从他们持有的基金份额中的空头头寸上获利。由于可以提前知道第二天的价格，进行共同基金交易时没有费用负担的交易商就能获得套利利润，却损害了那些缺乏信息且有费用负担的个人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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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共同基金的过期价格丑闻在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奇怪而不体面的先兆，20世纪30年代的共同基金交易商就曾使用美国大陆上的时差来牟利。SEC的上述报告指出：“额外的优势使位于美国东部交易商能够在美国西部销售这些基金”，并总结得出“交易商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来用两个价格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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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共同基金投资者一直对他们的信息劣势乐得无知，因为“在1935年12月31日之前，开放式投资公司的招股说明书都只字不提两价制及其操作”。SEC声称投资者“没有意识到交易商和分销商可以获得间接利润，没有意识到两价制会导致已发行基金的资产价值减少，也没有意识到对潜在购买者很重要的信息已经被提前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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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底之后，SEC要求对两价制进行信息披露，这就使得一些经验丰富的共同基金投资者认识到交易商有机会利用这一体制来牟利。信息披露也没能杜绝交易商的这一行为。最终，《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废除了两价制，迫使基金管理公司寻找新的方法来盘剥共同基金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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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SEC授权的过期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