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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师保险及年金协会，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TIAA-CREF，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将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由于TIAA-CREF的大多数资产是可变的年金，该公司无法入选“十大共同基金管理公司”。但这家投资管理公司却是为个人提供固定缴款型养老金计划的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如表2所示，在个人主导型养老金账户的管理者中，TIAA-CREF仅次于富达，并超过了行业巨头先锋集团和资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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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非盈利公司在固定缴款型养老金计划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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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十大固定缴款型养老金管理者，养老金和投资，总第22期，2004年第16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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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A-CREF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当时的卡内基基金会设立TIAA以提高大学和学院教授的退休收入，几十年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退休离校以后虽然一副绅士派头，过得却是穷酸的生活。TIAA在成立之初，为参与人提供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投资工具，它将资产主要投资于政府债券和铁路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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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卡内基独创的理念可谓一部出色的创新史。意识到二战后的通货膨胀降低了有名义面额的固定收益资产所带来的收益，TIAA又在1952年创立了大学退休股权基金（CREF），CREF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种可变年金，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股权资产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CREF成为“第一批使用由国际股票构成的广泛投资组合的公司”。更近一段时间以来，该公司又提供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房地产投资工具，让散户直接能拥有一个管理良好、机构性质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在TIAA-CREF的整个历史上，它都专心致力于为其参与人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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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A和CREF的首席执行官赫伯·阿里森明确表述了该公司的持久性价值，他说：“TIAA-CREF是一家特殊的公司。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必须不断变化以更好地为我们的参与人服务，但我们公司的质量必须保持不变，我们一直都非常谨慎地将这两者区分开来。我们将仍然忠实于TIAA-CREF的特殊价值观——客观、低价高质的产品、健全的投资管理和不收取佣金的投资顾问。在对公司丑闻感到忧虑的时候，我们仍将遵守最高的诚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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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A-CREF对参与人的资产采取非常主动的管理方法，按它创造的额外风险调整收益来衡量，它有时候并不能取得成功。但该公司专心致力于创造低成本高质量的投资产品，这就使其客户能在一场竞争激烈、极为残酷的游戏中增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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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公司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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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盈利性投资管理人相对的是各种金融服务公司的货币管理子公司。除了盈利型货币管理所固有的冲突之外，在规模更大的金融服务公司管理下的共同基金，还将个人投资者置于其他一些危险之中。如表3所描述的，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美林证券管理着数额最大的隐藏着冲突的资产，但是附属基金的资产基础与富达、先锋和资本集团等独立的行业巨头比起来就相形见绌了。前五大附属基金的总资产达到2340亿美元，而前五大独立基金的资产则为2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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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种金融服务公司的共同基金资产管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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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晨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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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不包括货币市场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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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下在推进各种金融服务母公司的利益这项事业中可能出现的共同基金资产滥用情况。母公司可能会为客户认购新发行的证券。如果事实证明发行的证券很难进行分销，那么共同基金的子公司就可能申购一些份额，从而使发行取得成功。进行认购的客户关注后市业绩。如果发行后的业绩不佳，那么共同基金的子公司就可能去持有客户公司的部分股票以提升股价。母公司的客户公司可能需要他人代投票，才能成功进行争夺式收购或者在更普通的公司治理措施中获胜。也许共同基金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是以取悦母公司客户的方式进行投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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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司的某一个部门希望基于事实做出脚踏实地的投资决策，而该公司的另一部门却希望迎合客户的要求，那么冲突必然就会进一步发展。严肃认真的投资操作不会在多部门的综合金融服务组织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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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忠诚于谁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在共同基金业产生之初就出现了。道富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兼哈佛大学的财务主管保罗·卡波特在1929年3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文章《投资信托》。卡波特发现“两种常见的权力滥用正发生在投资信托身上。第一，投资信托的运作别有用心，并不是主要为了实现股东的最大利益；第二，投资信托主要被用作证券的保管者，否则证券就不能进行交易”。卡波特接着指出了“证券发行公司将它的一部分新股份卖给它自己的受托基金机构”所隐藏的危险，以及“由银行和经纪公司运作的受托基金机构”所经受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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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特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委员会证实：投资信托的滥用源于“（1）不诚实；（2）粗心和能力欠缺；（3）贪心”。尽管卡波特明确地表述了投资信托广泛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他还是提出了（也许是创造性地提出了）这个行业所赞成的解决方法——“宣传教育”。卡波特直截了当地指出所有“补救性的法规只会妨碍高水平的管理，并不能保护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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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特关于投资信托滥用的言论强劲有力，SEC委员罗伯特·希利在国会听证会上为通过《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做证言时就引用了这些话（而没有引用卡波特对合适的政策回应所提出的无能为力的建议）。希利除了大篇幅引用了卡波特的文章之外，还将投资信托比喻为“垃圾倾倒场”。《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最终禁止投资公司申购某一投资公司的附属公司所承销的证券。《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直接假设对广泛存在并且证据充分的滥用做出狭义的回应，这就解决了一种很明显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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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淡化，共同基金业又进行游说，要求放松申购附属公司所管理证券的限制。1958年，SEC通过一项条例，允许投资公司向附属公司认购价值最多占3％的证券。到1979年，时间又推移了更多，记忆也淡化了更多，SEC又将这一限制提高到发行额的4％。最后，到1997年时，SEC允许的认购量已达到发行额的25％，因为出于“共同基金业迅速发展的考虑，再加上承销业日益集中，以及基金与承销商的业务从属关系日益紧密，这些都使原来的百分比限制过于严格”。很明显，SEC是出于对共同基金业的考虑，并不是为了满足投资大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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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金融服务附属公司的共同基金业务活动就是20世纪20—30年代共同基金滥用的重演。SEC投资管理部的前任官员莫赛尔·布拉德指出：“基金被用作垃圾倾倒场。”SEC的前任律师爱德华·席德尔说：“你想表明自己不但能卖出，还能保管这个产品。你越能做到这一点，你对客户将越有吸引力。”虽然信息披露不足以使我们对金融服务公司的冲突做出可靠的结论，但美国《彭博新闻》对SEC的108,000条记录做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投资银行的附属基金持有“它们的客户公司中过多的股份”，共同基金子公司的“饼干罐”对其母公司来说是一个难以抵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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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共同基金申购附属公司所承销证券的历史，突显出了对投资公司权力滥用采取的监管措施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事实证明法规的作用范围相比问题存在的广泛程度是不够的。《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和SEC处理的只是承销发行的申购份额，也就是证券的一级市场。多部门的金融服务公司很有可能会利用二级市场，并牺牲共同基金持有者的利益为其客户谋取利益。第二，只有在问题持续受到大众和监管当局的足够重视时，法规才能保持效力。如果问题太复杂而令大众费解，那监管者往往就会忽视这个问题。如果问题存在时间过长，监管者就会失去兴趣，从而使该行业的辩护者占据上风。最后，损害大众注定会让该行业获胜，但监管当局却忽略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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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的指数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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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择一家盈利性的公司相比，聘用一个非盈利性投资管理人的成本优势是很难衡量的。在主动管理领域，由于缺乏同类比较，非盈利性投资管理人的价格优势并不明显。收取的费用取决于投资策略的性质、投资组合管理人的品质、以往的业绩记录、资产管理规模的大小和其他一些特殊因素。盈利型的基金管理人可能会用众多理由中的任何一个来为他们的费用差异做辩护，不管这个理由多么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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