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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偏差容易导致任意交易，因为它总是在交易机会的选择和持有期上缺乏明确定义的规则。会这样做的交易员其实是处在一个复杂环境中，有许多模棱两可的信息碎片需要去处理。例如，单个价格图可以被解释为多种价格模式。当最终结果出来时，好像一切都很显然，但在结果出来之前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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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差甚至会影响职业历史学家，虽然他们应该对此有更多了解。现在（2013年）我们知道，因入侵伊拉克而随后导致的混乱不可避免，但在战前，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看来历史学家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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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事后聪明偏差很难避免，即便我们已经对它已经非常重视。这种心理倾向是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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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容易产生事后聪明偏差，是因为我们对记忆进行归类的方式。我们储存知识的方式是把它与类似的事件联系起来（例如，盈利的交易会被放在一起），而不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例如，10月23日发生的交易）。因此当我们知道某笔交易的结果时，它会与类似的交易存放在一起，从而就很难想回忆起这笔交易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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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必须接受这个不足之处，并通过适当的程序来减轻这种效应。保留好交易记录可以提供帮助，然后我们就可以冷静对待每个时间段发生了什么。传统的写交易日志的方式（每个人口头上都答应去做，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坚持）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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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培养的好习惯是记录下所有预测并对失败进行准确定义，这可以让我们的预测得到检验。例如，“如果波动率价差并没有在下个月回归均值，我就退出这笔交易”就是一个被准确定义的，可被检验的预测，而“波动率会回归”就不那么好了。在交易过程中的每个水平都应该这样做，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我们是在准备一笔新的交易，还是雇用一个新的交易员，我们都需要设置好被准确定义的时间线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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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中，事后聪明偏差的最大危险可能是使我们的交易量变得很大。当看到交易结果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认为“我们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然后就决定下一次交易时放大交易量，它也会使我们在事后成为过度指责下属的上司。回顾在市场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认为市场的每一个发展都很明显（管理交易员的经理需要特别留意这个倾向，因为看起来似乎你指出了这些明显发展。这么做的话，很难不被认为是事后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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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交易：期权量化交易员指南（原书第2版） 锚定与调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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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认知偏差，会使得我们选择已知的锚（anchors）或者说熟悉的头寸，随后根据在这个起始点上做一些后续的调整来做出估计和决策（Kahneman和Tversky，1973）。我们更擅长相对思考而不是绝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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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们原油价格是高于还是低于60美元一桶，可能我们给出的任一答案的可能性是相同的。如果继续被问到实际石油价格应该是多少，我们可能会猜是60美元左右一桶。我们被前一个问题“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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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研究了这种偏差在股票交易中的情况（George和Hwang，2004）。这些研究表明，52周的最高价在预测收益中有显著的作用。这与交易员锚定（在最高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的想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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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动率交易中，这会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对隐含波动率和未来已实现波动率做出判断。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会以40%的价格卖出AAPL的隐含波动率吗”？我们的大脑就会锚定在这个水平上。这个问题和“你会以什么价格卖出AAPL波动率”是完全不同的。要避免这种偏差，你需要试着在观察市场隐含波动率前设定好买入和卖出的波动率水平。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样的行为比偷看答案还要严重，甚至会影响到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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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essen等人（Driessen、Lin和Van Hemert，2011）对于波动率预测有关的出版物进行了直接研究。他们发现，当股票价格接近52周最高价或最低价时，隐含波动率会下降。当在接近最高价时，波动率平均会下降0.9个波动率点（t统计量为12.9），而当接近最低价时，波动率会平均下降0.4个波动率点（t统计量为3.8）。如果价格波动的年度区域被击穿，当价格超过最高价时，波动率会上升1.12点；而当跌破最低价时，波动率会上升1.16点。这些结果同样是显著的，t统计量分别为5.6和3.9。这个效应与锚定偏差一致。因为当价格接近极值时，人们会不愿意通过在最高价买入或在最低价卖出的方式，把价格继续朝会让波动率增加的方向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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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交易：期权量化交易员指南（原书第2版） 叙事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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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把人类定义为“会讲故事的灵长类动物”。人们热爱好的故事。当可以用一个貌似合理的故事来描述某件事时，我们就会讨厌把它归结为为运气、机遇或者随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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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有一场势均力敌的垒球比赛。每个队伍在赛前都有相同的机会获胜，因此比赛结果看上去基本不可预测。这场比赛就像抛硬币一样。不过当比赛结束时，总会有某个队伍获胜。然后那些体育记者和专家就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可能某个明星投手开局不利，或者说某个游击手漏接了一个双杀球，还可能是某个倒霉的球迷掉到了底线，影响了一个犯规球。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解释为关键事件，这一事件以及其他事件一起导致了最后的比赛结果。当主队输掉比赛时，可能至少有54次出局，但只有很少数量的出局被视为有显著影响的。对一个教练或者一个球员来说，单独一次出局就是有显著影响的。但归根到底，这个结果只与运气有关而已。毕竟，总会发生点什么事，然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把结果归结于某一特定原因。即使Steve Bartman在2003年没有出现在瑞哥利球场，俱乐部仍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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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坚持Bartman的“解释”。就像大多数骗人的解释故事一样，它是有趣的、容易理解的和生动的，它同样是在把事件拟人化。这是那些能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故事的典型特征。比外，相比较而言，真相总是乏味的。Margaret Thatcher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说道：“当然这是一个相同的老故事。真相总是那个相同的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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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获得知识，但更渴望知识是以一个有趣故事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家总是知道这一点，他们常利用我们只记得故事而不是真相的事实。有位名人曾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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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经常也意识到这种情况。他们，以及他们的编辑，总是在说出真相和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之间痛苦抉择。修饰故事的诱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好的机构会有一个复杂的事实复核员和编辑层级，以及一个非常严格的文化验证。芝加哥的城市新闻局有句名言：“如果你母亲说她爱你，请给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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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买入深度虚值期权的买家都陷入了某些叙事谬误之中。许多研究（Bakshi和Kapadia，2003；Coval和Shumway，2001；Bondarenko，2003；Hodges、Tompkins和Ziemba，2003）都表明，这些期权的买家一般会亏钱。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买家会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来支持他们的决定。这些情况可能是1987年的股灾、金融学中的黑天鹅理论，或是某些与“兴登堡凶兆”[1]一样蠢的东西，你总是可以找到某个故事来胜过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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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滑稽的、过度拟合的技术指标综合体，用来预测股灾。它在1995 年被开发出来，但由于某些原因而在2010 年8 月成为一个简化的网络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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