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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寻求降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除五国其他成员对1985年10月日本银行加息的担忧。日本大藏相竹下登希望能在伦敦争取其他国家配合日本银行一起降息，他说降息的时机和幅度应该“留待央行行长们决定”。竹下登是在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压力下支持降息的，中曾根此前于1985年12月18日在经济政策委员会（首相顾问机构）的演说中呼吁日本和美国联合降息。中曾根对联合降息的迫切让其他国家央行感到警觉，他一度宣布，如果利率突然下调，世界将因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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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贝克来说，影响他的还不是其他四国财政部部长的因素，更多是政治需要促使他呵护其本人在广场会议上提出且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协调进程。各国间的汇率调整还在进行中，在他看来，接下来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是顺理成章的。低利率将减轻欠发达债务国的偿债负担，同时有利于执行198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首尔会议上确定的贝克计划。美国1986年的低增长预期，同样迫切需要低利率来提振。贝克在预备会议上就告知与会者，他希望货币政策合作，1986年年初他便在五国集团中推动降息。他警告说，除非其他国家合作，否则美元将进一步下跌——这是在整个降息周期内他使用的压力战术。全球经济环境给贝克的倡议提供了合理性。世界石油价格暴跌、联邦德国极低的通货膨胀率、债券和股票市场上涨以及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大幅缓解，都给五国集团提供了追求无通胀增长及无争端地减少外部失衡的机会。如果经济环境不利，如在通胀、衰退威胁、高能源价格以及发展中国家债务高增长的情况下，降息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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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央行行长们不愿意支持任何由财政部部长指示的降息举措。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自广场会议起就担心美元自由落体般地下跌，反对没有联邦德国、日本和英国同步配合的降息。他并不相信联邦德国和日本会同进退，同时反对财政部部长们插手货币政策。联邦银行行长卡尔·珀尔同沃尔克一样，对五国财政部部长号令货币政策心生疑虑。珀尔后来说：“沃尔克和我在伦敦会议上都拒绝（对货币政策）做任何承诺。”沃尔克和珀尔维护其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独立性，他们力图打消通过五国集团会议决定利率政策的任何企图。日本银行行长澄田智（Satoshi Sumita）则对利率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非常警觉，部分是因为担心如果日本银行单独降息，美元会出现反弹。伦敦会议之后一回到日本，澄田就对记者说，沃尔克给他的印象是美联储近期不会降低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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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之间在对货币政策控制上的微妙平衡，经常如同一场拔河比赛：财政部部长推动货币政策协调，央行行长反对。最终，财政部部长从央行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广场协议及后来的协调进程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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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反对协调的根源在于要求维护机构本身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比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还要重要。如果有替代选择，央行行长宁愿使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纠正经常账户逆差，这样就不需要冒通货膨胀的风险。但调整财政政策的政治障碍，加上预期的低增长，给了央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货币升值，进一步削弱了日本和联邦德国央行反对其财政部部长要求降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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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执行货币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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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在伦敦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国外同行质疑日本政府对1986财年4%的增长预测，并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出一份财政刺激计划。竹下登仅有的回应——重申日本1986财年的增长将超过4%——是为安抚其贸易伙伴。实际上，竹下登也意识到官方的预测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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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元走强，日本经济逐渐呈现疲态。面临国内各方批评的大藏省需要有所作为。美元贬值并没有改善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美国商务部在1986年1月30日公布的数字也显示，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逆差达到了500亿美元的天量。竹下登担心，如果汇率调整不能降低这个数字，会有更大的外国压力要求日本进行国内经济调整以纠正外部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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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来自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另外预计来自国内产业界的压力也会增强，竹下登敦促澄田智降低贴现率以便刺激经济。大藏省官员认为，作为大藏省前副相，目前的澄田智能够理解这些困难。澄田顺应了这一要求，在1月30日将贴现率从5%降低到4.5%。但这次降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能是因为市场预期日本银行很快会因为国际因素而再度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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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集团协调降息（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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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协调降息是在1986年3月6日、7日。联邦德国在3月6日将贴现率自4%降低到3.5%，法国于次日将利率从8.5%降低到8.25%，日本于3月7日又将贴现率从4.5%降低到4%，接着美国于当天上午将利率从7.5%降低到八年里的最低点7%。协调行动和时机选择是首要考虑因素。的确，美联储选择在3月7日上午宣布降息决定，而不是通常的降息时间下午，就是为了强调各国之间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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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国集团会议酝酿发起协调降息的影响，存在一些争议。在财政部部长们急于邀功时，中央银行行长们则认为降息和伦敦会谈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与五国集团的那些会议或讨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尽管这没有明显有悖于五国集团之间的协商精神，”美联储发言人约瑟夫·科因（Joseph Coyne）补充说，“协商完全是在中央银行之间进行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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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真正的突破是在1986年2月于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月度会议期间，11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了那次会议。根据联邦银行一位官员的说法，沃尔克和珀尔会间秘密商谈后，同意先后降低各自国家贴现率，当时并没有知会其他同事这一决定。正如一位理事后来抱怨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没有跟我们说同珀尔的谈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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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方都向沃尔克施压，要求宽松货币政策。白宫关注疲弱的经济，提醒沃尔克1986年是选举年。里根任命的美联储理事，特别是副主席普雷斯顿·马丁（Preston Martin）和理事马萨·西格尔（Martha Seger），自1985年年末就提议宽松货币政策。他们现在获得了里根新任命的两个理事曼纽尔·约翰逊（Manuel H. Johnson，财政部前部长助理）和韦恩·安格尔（Wayne D.Angell，一位来自堪萨斯的前银行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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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持续走低的油价缓解了联邦德国对通胀的担心；马克兑美元已经从1985年12月底的2.49升值到2.24，日元兑美元则升值了12%达到176的水平。贝克继续对贸易伙伴国施压，要求其刺激国内经济，威胁如果他们不作为，美元将继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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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沃尔克则从骨子里担心美元可能自由落体式地下跌，特别是在对日元跌到180以内之后。他于1986年2月19日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做证时说：“一种货币对外价值的急剧下跌会带来持续通胀的威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货币的贬值本身并没有给出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沃尔克早已担心美元贬值的通胀效应，他不愿意单方面降息去承担更多的风险。在与珀尔秘密会面后，沃尔克考虑将美国方面的所有行动推迟至3月6日德意志联邦银行委员会会议之后，那是珀尔下一次提议联邦德国降低贴现率的机会。沃尔克因此在2月24日的美联储理事会上反对单方面降低贴现率的提议，但他的想法被其他理事以4∶3的票数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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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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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理事主要是在1986年衰退的可能性上同沃尔克存在分歧。安格尔警告说，如果不降息，世界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周期。另一位理事提出，金融领域的形势要求低利率和更快速的经济增长。马丁、约翰逊和安格尔建议沃尔克同日本和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商讨启动联合降息。这些理事也强调他们倾向于联合行动而不是单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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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沃尔克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1986年2月24日降低贴现率的投票后不久，沃尔克借故离开，其他的理事留在会议室。当天晚些时候，沃尔克邀请马丁和安格尔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们两人都知道，如果投票结果是反对我的，那我就不能继续担任主席——你们想让我继续担任主席吗？”他接着提出，如果他们推迟投票，他将同其他国家央行行长接触沟通。马丁和安格尔同意了，沃尔克又召集了一次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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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会议上，沃尔克“妥协了……（并）同意联系珀尔和澄田智……同时向我们保证会在两周内有一次协调降息行动”。[7]在其他理事同意推迟执行降息政策直到联邦银行召开会议后，降低利率的投票取得一致意见。沃尔克后来给珀尔打电话确认了联邦银行的类似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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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所谓的宫廷政变差点导致沃尔克辞职，因为作为（美联储）发言人他不再代表美联储理事会的多数意见。一些观察家对关乎政策的争论不以为然。美联储一位官员后来就强调沃尔克和马丁之间的性格冲突。[8]另外一些人则推测，马丁带头反对（沃尔克），是在谋取主席位置，宫廷政变是在试探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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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分歧反映了“国际主义者”同“国内主义者”或“单边主义者”在政治考量上的差异。沃尔克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充分地认识到，单方面的降低贴现率将导致美元继续贬值。马丁领导的国内主义者们则一心想着国内经济，在货币政策的国际反响方面，比沃尔克考虑的要少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在意国际反响。实际上，贴上国内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差异。马丁也曾建议，日本的贴现率应该在美国降息之前下调，从而避免美元可能出现的断崖式下跌，而美国如果单方面降息，这个结果就无法避免。[9]一直表示忠诚于沃尔克的安格尔后来说，他也认为协调是必要的。他总会提及，沃尔克离开美联储时在给他的照片上题字：“致信念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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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贬值的影响到底如何，各种争辩、分析间存在很大分歧。沃尔克警告说，美元的快速单边下跌将引发一波通胀，而马丁则认为这两种可能性（自由落体式的贬值、通胀）都很低。马丁曾在美联储理事会上提及过几次，（美元）贬值将使得外国出口商降低价格、维持出口规模以保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这会避免通货膨胀。沃尔克无疑比马丁更关注美元的国际地位。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作为财政部副部长的经历以及他本人此前遏制通胀的努力，成就了他对美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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