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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义者的观点为80年代指出了更好的前景。里根政府再度恰到好处地发挥了美国的力量，领导世界回归国内主义者重整全球经济的三个标准：低通胀率、市场激励和自由贸易……国内主义观点既为理解里根政府制定的根本上正确的国际经济政策，也为呼吁政府坚守国内主义优先，提供了一个有用且长久的理论框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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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组成人员涵盖了所有意识形态，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真正的市场机制拥趸。对于自由浮动汇率的支持者来说，“钉住”汇率和美元贬值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里根团队反对卡特政府传承下来的弱美元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施压以追求更强势的美元。一位财政部前高级官员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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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总统时期的财政部官员是口头打压美元，而且效果明显，美元崩溃了，所有人都因为弱势美元感到极度恐慌……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但却没有人要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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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厌倦了来自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对美元价位（无论美元是涨是跌）无休止的抱怨。前述官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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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82年在意大利，是1982年年底，美元开始走强。意大利财政部的一个副部长开始抱怨美元太强了。我对他说：“上一次我是听你对我的前任抱怨弱美元的。”他说：“这就是美元的问题。它在不该强的时候走强了，在不该弱的时候疲软了。”你知道，没有哪一个汇率水平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你看到了，他们对弱美元不满，因为这让我们更有竞争力；他们对强美元也不悦，因为那让石油支出更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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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弱势美元不满以及给美元合理定价的现实困难，导致里根政府选择了单向的强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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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里甘（Donald T. Regan）领导的财政部信仰自由市场哲学，强调不干预市场，得到了政府中如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斯普林克尔这样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支持。另外，保守派思想和政治上的要求，对自由市场哲学的选择也有推动。比如，像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以及众议员杰克·肯普（Jack Kemp，纽约州共和党）这些保守派，就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一个新金本位制。财政部为此还就回归金本位的诉求和可行性为国会进行了一项研究。不出所料，最终的结论是否定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财政部前副部长蒂姆·麦克纳马（Tim McNamar）回忆说，财政部被迫“在抵制金本位、维护现有浮动汇率体制时保持高调门。这一现状，加上找不到更好的替代选择，可能促使我们采取更市场取向的表述，（同时）让我们比真实的自己听上去更坚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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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快速增长的财政赤字、高利率和强美元的自由放任态度，最终让贸易伙伴们心生芥蒂。在1982年的凡尔赛经济峰会上，里根在美元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上陷入孤立。据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说，在第二年的威廉姆斯堡峰会上，“显然，从日本到加拿大到我们欧洲所有的人，都反对”[7]里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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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其贸易伙伴之间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汇率政策。针对（其他国家）接连不断地要求联合干预以便调整汇率，里甘的财政部给出了一条“收敛”（Convergence）原则作为回应。他的理由是，汇率由基本面决定，只有国家间的基本面发生明显变化时才会波动。1981年4月，里甘宣布，除非发生极端情况，否则美国不会干预外汇市场。纽约联储在当年12月公开宣布，在5—10月期间没有买卖任何外币，以证明这个新的不干预政策。这是近十年里货币当局第一个未实施汇率市场干预的六个月。根据里甘的说法，这样美国在凡尔赛峰会上的目标就成了“我们各国经济趋向于更稳定、更低的通胀率”，这在表面上将“稳定汇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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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像“不干预汇率市场”一样清楚地说明了“里根经济学”的真正含义。里根政府第一任期内，财政部被要求通过干预市场来阻止美元升值，这些压力不只来自其他国家，还来自美联储，特别是纽约联储。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安东尼·所罗门曾内部提议，对美国货币当局来说是建立外汇储备的好时机，目标是储备90亿美元的“战争基金（专款）”。财政部马上否定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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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别来自里甘和沃尔克这两位机构领导的信息，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的关系并不舒畅。麦克纳马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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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里甘）在办公室里身体不适。沃尔克知道他在城里，也知道他就在办公室。里甘的秘书因为里甘病了，不能回复沃尔克的电话。他（沃尔克）于是说：“让我跟蒂姆（即里甘）说话。”他是因为什么事情变得很激动，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情，市场正在上蹿下跳，是有什么消息了。沃尔克对我说：“告诉他给我回（语气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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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给沃尔克回电话告诉他（里甘）因为别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时，他说：“那好，你有权来做决定。我们准备参与多少？”我回答说我们应该再观察半个小时。“半小时！”沃尔克大声喊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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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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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的前五年，强美元使得美国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在国际市场上陷入恶性竞争。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虽然列举了强美元的好处，但同时承认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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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元上涨，一些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美国行业经历了很多困难。很多问题与制造业部门有关，全行业正在经受贸易额下跌……因为美元升值和需求增长持续走低，使得商品的美元价格和出口量下降，美国传统的农产品顺差已经从三年前的水平萎缩到85亿美元。下跌同样出现在美国的原材料出口领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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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和农业部门是强美元最明显的受害者，尽管这两个部门直到1985年才共同表达了不满。即便是1984年的总统竞选者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也未能有效地将强美元作为一个议题，而是聚焦于导致其总统梦想终结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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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部门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被严重削弱。汽车、钢铁、机床和其他国际竞争商品制造商，以及管理和工会组织，都改变不了政府的强美元政策。从意识形态角度，美国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元长时间高估的原因。华盛顿一位汽车制造商代表的话道出了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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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把制造业看作政治上的“顶梁柱”，但实际情况已经不是这样的了。金融业、服务业的体量都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强美元对它们有利，对消费者有利。它可以让物价走低，保证买到便宜货，而减税和赤字意味着有很多钱可以花。它是反制造业、反劳工，鼓励消费、支持服务业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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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业涵盖范围广且不断增长：卫生服务、银行和财务、保险、地产、零售、宾馆饭店、旅游和运输、法律和科技行业以及媒体和通讯业。就政治和选民而言，强美元政策，大体上是迎合了“白领”的共和党选民而伤害了“蓝领”的民主党支持者。除了一些农场主，美元政策没有直接影响共和党选民。正如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说的：“没有来自华尔街的压力要推低美元”，因为华尔街的投资者更关心预算赤字而不是强美元，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促进投资。强美元政策的另一个盟友是强大的国防承包商，他们免于国际竞争，同时得到里根政府大幅增加的国防预算的支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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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1984年年末，风向不易觉察地发生了改变。美国制造商联合会（NAM）、商会和农场游说组织开始大声抱怨。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美国贸易代表威廉·布鲁克（Willian E.Brock）以及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John R.Block）这些内阁成员开始发出支持美元贬值的言论。但里根的白宫和“里甘–斯普林克尔”的财政部则充耳不闻。布洛克对财政部的不作为感到无助，他私下里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美国农场主的朋友鲍勃·多尔（Bob Dole，堪萨斯州共和党）试着去说服总统改变汇率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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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行业的不同利益群体的抗议出现了。两个游说活动很有代表性：一个是李·摩根（Lee Morgan）运动，另一个是李·艾科卡（Lee Iacocca）的“独行侠”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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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主席兼商业圆桌工作小组主席李·摩根，牵头发起了向国会和政府宣传汇率对商业影响的运动。早在1981年12月，李·摩根就开始了一项敦促经济决策者稳定美元同主要货币汇率的长期运动。[14]1981年12月11日，摩根在众议院贸易筹款附属委员会上说，汇率不稳定已经开始伤害美国商业。他没有就问题给出具体的建议，只是说“高利率和不稳定的汇率正在让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变得复杂，打击了国际贸易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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