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599760
1703599761
摩根于是决定采取另一个行动。他让华盛顿一位律师大卫·默奇森（David Murchison）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兹拉·所罗门（Ezra Solomon）测算美元和日元之间的失调。研究报告在1984年9月19日提交，时间上正好让摩根推动白宫把汇率调整议题纳入中曾根和里根11月会晤的议程。此时，贸易逆差问题已经成为总统竞选议题。10月17日，里根正式指定了一个连任委员会，从而明确了他寻求连任的意图。里根的竞选顾问们发现将贸易逆差归因于日元可以作为当下的竞选策略：不是美元太强势了，而是日元太弱势了。
1703599762
1703599763
李·摩根运动是组织良好的商业游说，而李·艾科卡进行的则是针对日元低估的单兵作战，尽管他的战斗经历有很多重量级的封面报道。艾科卡在1983年6月27日指出，即便美国公司在质量、性能和生产率方面同日本厂商相同，但因为税收和汇率的原因，后者仍然“每辆车有2000美元的收益”。但他也认识到美元问题的根源所在。1985年4月，艾科卡在东京就向美国商会更多地阐述了贸易问题中“我们的一半”。“高估的美元是我们美国自己可耻的预算赤字的私生子，只有我们能解决，正视这个问题吧。”艾科卡同时没有忘记提及“日本的一半”——贸易壁垒和封闭市场：
1703599764
1703599765
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开放其本国市场，这的确给了美国规避责任的借口。目前，所有的焦点都在日本的保护主义，而不是高估的美元……人们对高估的美元无动于衷。美国普罗大众就是这样：这是经济学，这个沉闷的科学普通人无法真正理解它。所以没有人会为高估的美元着急恼火。[16]
1703599766
1703599767
到1986年2月18日艾科卡在佐治亚州萨凡纳金融分析师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1500亿美元，美元兑日元也下跌到了181。艾科卡引述里甘四年财长任期里的说法——“对于汇率失调，绝对是什么都不能做”。接着他又揶揄里甘：
1703599768
1703599769
还记得那个发明痤疮经济学的家伙吗？无论是什么问题，答案都是一个：“不用担心，会好的”。去年我们换了新财政部部长，这个新部长显然不应该被嘲笑。他只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同其他四个人在周末开了一次会，汇率失调从此就魔法般地（我这样猜测）越来越小了。[17]
1703599770
1703599771
与此同时，国会对强美元导致的贸易问题的反应也在1985年春天陡然爆发。出于不同考量，对美元汇率的新担忧也随之出现。参议院1985年4月一致通过“反日本”决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系列的贸易法案从国会蜂拥而出，其中之一就是由劳埃德·本特森、理查德·格普哈特和丹·罗斯滕科斯共同支持的民主党严格贸易保护主义法案。
1703599772
1703599773
4月5日发布的关于浮动汇率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听证会公告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俄勒冈州共和党）提出了“浮动汇率时代国际贸易体系可行性”的问题。他提出：
1703599774
1703599775
那些相信浮动汇率体系的运行能够恢复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人，应该根据超过贸易账户盈余、赤字效应的现代资本流动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观点。[18]
1703599776
1703599777
帕克伍德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自由贸易者，他的基本问题很重要，即“一个没有政府干预去减缓汇率波动的美元公开市场，是否与自由公开的贸易品市场相容”。为抵制保护主义者的贸易立法，帕克伍德在一些能够纠正外部失衡的实用政策中寻找替代方案。
1703599778
1703599779
民主党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但更多的注意力是直接放在干预上。一个13人的参议院民主党贸易政策工作组，呼吁里根政府通过同贸易伙伴协调一致，努力采取更干预主义的汇率政策，尝试建立汇率目标体系。主持工作组的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说：“我们必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度僵化和当下的过度波动之间找到平衡。”本特森批评政府“公然无视”汇率的波动，指出这已经使得美国公司重新海外布局。[19]
1703599780
1703599781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新一轮谈判议程的确定，加强了货币和贸易事务之间的联系。参议员约翰·丹弗斯（John C.Danforth，密苏里州共和党）和本特森以纳入货币事务作为同意新一轮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条件。丹弗斯说：“国会应该坚持要求纠正汇率问题的明确计划……作为授权总统……开始新一轮谈判的条件……如果汇率问题不解决，那贸易政策就无效。”[20]
1703599782
1703599783
一些国会议员试图将国会对汇率的监督纳入贸易立法中。其中一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在经常账户余额出现大量赤字时干预外汇市场的《1985年竞争汇率法》，原本会减少美联储和财政部在国际货币政策上的相机抉择权。由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蒙大拿州民主党）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纽约州民主党）提出的另一个法案，要求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建立战略性外汇储备以“抵制并减缓美元的任何升值；以一种稳定的方式努力拉低美元，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应对如自由落体般下跌这种可能的大幅波动”。1985年8月1日，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Bill Bradley，新泽西州民主党）提出《战略性资本储备法案》，建议本质上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允许冲销干预。
1703599784
1703599785
要说国会变得全力关注汇率问题，那就有些夸张了。实际上，国会是密切关注贸易问题而不是汇率本身。帕克伍德后来说，国会并没有给贝克施加压力去调整汇率，其参议院的同事们也没有这样做的要求：
1703599786
1703599787
我认为参议院没有像考虑贸易逆差和他们认为的来自我们的一些贸易竞争者的不公平待遇一样去考虑美元高估的问题。国会自身定位是贸易立法，法案有好有坏，以及税收立法，（税率）有高有低。但我们认为自己不应该经常去插手全球汇率调整事务。[21]
1703599788
1703599789
因此，贝克的行动并不是对国会要求美元贬值压力的直接回应：它更多的是阻止国会中保护主义力量的先发制人式的行动，是另辟蹊径应对贸易问题。
1703599790
1703599791
1703599792
1703599793
1703599795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可能性的艺术
1703599796
1703599797
通过同里甘之间广为人知的职位对调，贝克接任了财政部部长一职。就任时，他对美元没有明确的政策，而美国的贸易失衡已经相当严峻。[22]正如内阁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观察到的，“除了一个得克萨斯人对高利率的厌恶和一个政治家对长期影响的漠视以外，贝克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理念。”[23]
1703599798
1703599799
贝克的助手理查德·达曼在国际货币外交方面也是新手。对新领域的生疏，使得两人难以就系统性的改变制订计划。达曼于1985年4月起草了一份对国际经济体系进行理想化改革的框架文件。贝克和达曼力图有序改变当下体系。来自商界、国会和外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对美元采取一些行动，“但对那些有兴趣独立（于眼前的考量）改变体系的人来说，这也是着手改变体系的很好理由”[24]。
1703599800
1703599801
他们要改变体系的共同意愿，绝不会减少他们必须要克服的障碍。贝克的博弈对手广布各个层面且势力强大。第一，总统并不喜欢美元贬值这个想法；第二，里甘可能反对他的继任者马上推翻其既往政策；第三，贝克威胁打掉财政部里舒适的官僚作风；第四，作为经济学家和1973年浮动汇率制的创始人之一，乔治·舒尔茨可能将“新体系”理解为走向管理浮动体系；第五，斯普林克尔无疑会反对任何影响市场自发波动的尝试；第六，作为这个国家中央银行的领导者，沃尔克可能会感到其管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威胁；第七，外国人不一定愿意支持对现状的任何改变。
1703599802
1703599803
所有这些对贝克和达曼新设计方案的潜在反对者中，沃尔克和舒尔茨尤其需要谨慎对待。在广场会议和东京峰会之前，贝克先是向沃尔克和舒尔茨做了说明，然后才向外国与会者介绍他的提议。
1703599804
1703599805
自1985年6月开始，贝克就经常同舒尔茨共进早餐，达曼和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通常也参加。贝克几乎就所有关乎国际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了解了舒尔茨的看法。“我们在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交换了一些文件，非常敏感的文件，这形成了秋季（广场会议）安排的基础。”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这样说。舒尔茨提醒贝克不要就汇率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并对干预想法持保留态度，同时告诉贝克说：“干预不是万能药。”舒尔茨一直非常担心，他曾让怀特海德直接告诫达曼进行干预要慎重。
1703599806
1703599807
贝克和达曼无法忽略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保罗·沃尔克。在达曼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不久，他便同沃尔克共进午餐，并解释了他对新国际经济政策（政策协调和干预策略）的想法。“天啊，这是个巨变！”沃尔克大声喊道。不过，沃尔克让达曼认为他并不反对新政策。贝克和达曼意识到他们联合沃尔克的重要性。他们决定不重复前任那些抨击美联储的战术，而是通过利用财政部控制的政策工具——汇率，绕过美联储去实现同样的目标。这样沃尔克就别无选择，只能同财政部新团队合作。
1703599808
1703599809
最后，喜欢自由浮动体系的舒尔茨被劝说支持贝克的新方案，同时沃尔克也不再是问题。其他的潜在障碍也解决了。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说：
[
上一页 ]
[ :1.703599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