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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各种不同的观点都有了。总统喜欢金本位，所以他赞成非常严格的汇率关系。里甘以前是非常喜欢浮动汇率，但他有一回说过想召开一次国际货币会议，所以他已经有不同立场了……斯普林克尔则完全支持浮动汇率。里甘最重要的顾问艾尔·金根（Al Kingon）支持稳定的体系，所以我们各个派别的人都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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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官员进一步解释了贝克和达曼的方案如何避开了斯普林克尔的反对，或者说更重要的，如何避开斯普林克尔和舒尔茨的联合打压。“普遍认为，斯普林克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阶段，他是在经合组织会议上读了报纸才知道（举行一次国际货币会议的计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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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普林克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贝克–达曼方案的一个考虑就是要出其不意。“我想我们是在（广场会议前）24小时内知会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关键人士的，所以没有太多时间组织反对。”“就在广场会议前几天”，[27]贝克向总统简要提及了“广场行动”计划。在广场会议前一天下午，达曼通知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和总统的助手艾尔弗雷德·金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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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战术并不限于闪电式行动。他们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控制着白宫发言稿的进度，从而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加入了举办一次国际货币会议的暗示。“我们是在相当后期的稿子中把它加进（国情咨文中）的，而没有在早期到处流传的稿子中加。我们有关键撰稿人的帮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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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70年代浮动汇率的支持者，舒尔茨为什么支持“广场行动”仍然有一些神秘。有几种可能：第一，舒尔茨的确是华盛顿政治的关键人物，清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因此，他在卷入经济事务的过程中很谨慎，尽管在这些事务特别是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事务上他仍然有兴趣。舒尔茨清楚财政部对汇率政策的管辖权，正如其一位助手强调的，“记住，他是财政部前部长，他知道游戏规则”。除此之外，舒尔茨日程上的其他事务——裁军会议、尼加拉瓜和中东问题，占据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他把很多国际经济政策事务安排给了负责经济和农业的副国务卿艾伦·沃利斯（W. Allen Wallis）。财政部通常不会经常与沃利斯沟通，只要需要国务院的支持，无论什么时间，财政部部长都是直接联系舒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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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像斯普林克尔，舒尔茨从不是浮动汇率问题方面的理论家。他更务实，这可能缘于他1982年加入里根政府之前担任柏克德（Bechtel）公司主席。全美最大建筑服务机构的高管经历，可能让他对美元高估的危险变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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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摩根记得舒尔茨对商界要求调整日元/美元汇率立场的支持，“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他让这个话题继续……是舒尔茨对里甘说，‘唐，这里的工商业界正面临困难’”。1983年9月，在同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Shintaro Abe）[29]会谈时，舒尔茨突然提议讨论“日元/美元问题”，表现出他对商业利益的支持。这在日本打击了大藏省，因为大藏省搞不清楚舒尔茨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开始担心其地盘可能被外务省涉足。1983年11月，舒尔茨再次向安倍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醒安倍，美国国务院和日本外务省应当敦促两国货币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因为两国相关机构似乎都不愿意对货币汇率失调的严重问题投入太多精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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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的言行同样惊动了美国财政部。麦克纳马回忆说，里甘“像火箭一样发作了”，他还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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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相当狼狈。我去找肯·戴姆（Ken Dam，时任助理国务卿）谈，他表示他的机构内不是要做什么，乔治只是表示看看能否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点儿作用，同时确认日本外务省和美国国务院其实不负责这些事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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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的积极姿态促使两国货币当局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也成为推动形成日元/美元协议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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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舒尔茨所处的位置很重要。作为国务卿，他要倾听外国政府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诉求和抱怨。他们的诉求信息是众口一词：对强势美元做点儿事情吧。这样，舒尔茨在贝克开始“做点儿事情时”就要责无旁贷地留意那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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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讲，舒尔茨的背书和沃尔克的支持对贝克而言极其重要。尽管舒尔茨常居幕后，但通过支持日元/美元汇率调整，对催生新策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沃尔克对贝克–达曼要建立一个新体系的具体方案不甚清楚，但他的支持不可或缺。这些支持使得贝克能够基于达曼起草的建议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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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里根总统更多地参与此事，那么他可能已经改变了美国经济决策的方向。相反，当贝克仅仅在广场会议前几天通知他“广场行动”计划时，总统“支持计划而且也没有什么异议”，里根政府一位官员回忆说。他之后的参与可以忽略不计。对里根而言，认定固定或浮动汇率哪一个更保守，这本身也许就是一个问题。当然，他的公开立场是明确地支持市场调节。1983年威廉姆斯堡经济峰会上，针对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Mitterrand）提出的目标区体系建议的挑战，里根就是这样肯定地回复。其他的证据表明，里根为固定汇率的思想所吸引，固定汇率造就了20世纪50年代布雷顿森林甚或是金本位有秩序的美好旧时光。马丁·菲尔德斯坦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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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对汇率的看法是不明确的。一方面他喜欢固定汇率。他在年轻时知道了这一体系，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他认识到汇率是相对价格，而且这通常是市场信仰的一部分，即要相信汇率应该由市场确定而不是政府干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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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人员中间有一个说法，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次谈话中，总统支持对汇率进行更多的管理以替代不稳定的波动，据说这让弗里德曼感到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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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里根明确且不妥协的反加税立场，他在汇率上更模糊的态度，让贝克在汇率干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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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外交的很多事务上，财政部传统上拥有主导地位，而且向美联储指示谈判条款。正如约翰·康纳利（John B. Connally）1971年的史密森协定和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1978年的美元防御计划，贝克的“广场行动”首先是由财政部独家操作的独角戏，这一点最重要。[33]作为财政部部长，贝克成为总统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这一角色帮助他发起“广场行动”并从国内主义的角度来管理它。委员会本身在形成策略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也从没有把“广场行动”纳入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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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的官僚起初不愿意支持逆转干预政策。尽管财政部的公务员个个身手不凡，但在倡议开创性措施方面并没有什么大建树。相反，财政部通常发现自己埋头于日常琐事，其一度得到的评价是“一个因为布雷顿树木看不到布雷顿森林的机构”[34]。随着强势的政治委派者担任机构领导，财政部的官员也意识到他们必须“明哲保身”，最初的不情愿逐渐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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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会的压力成为财政部采取行动的重大诱因。如果财政部仍然在汇率问题上犹豫不决，国会眼看就要介入财政部的地盘了。有几个法案正要减少货币当局的相机抉择权，要求他们干预市场。财政部因此不得不表现出采取行动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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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就任的贝克–达曼团队对国会的要求很敏感，甚至是接受，这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比。将美国的政策转向新方向的条件成熟了。贝克是一位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同里甘以往的做法不同，他对华尔街关注得更少，对商界利益和大众的意见更敏感。而且，到1985年春，已经无法无视国会中关于贸易问题的纷争声音了。最终，贝克和达曼面对的压力，达到了里甘–斯普林克尔团队从未经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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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8月末参与制定贸易政策到广场会议时，里根政府终于承认“必须意识到政府过度开支和财政赤字（以及）美元最近的强势这些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且同意将“通过敦促波恩峰会与会国家履行承诺、消除其经济中的僵化和失衡，促使贸易伙伴采取措施加快经济增长”。政府希望新的策略“将推动这些国家货币的逐渐走强，并提振美国出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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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问题待解。首先，美国是该发起主办一次工业大国间的高级别会议，讨论这些问题且实施可能的改革，还是该继续依靠临时委员会跟踪十国集团的研究。财政部没有向其他部门、机构透露其计划的任何信息。其他内阁部长的共识是，财政部一个部门是不可能召集工业国家间的高级别会议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舒尔茨的支持让贝克选择利用五国集团作为政策协调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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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涉及债务问题。同样，财政部仍然是严格保密信息。尽管“财政赤字和强势美元的负面影响”是问题的核心已经成为广泛共识，但即便是在广场会议召开之前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贝克还是言语模糊地对其他内阁部长说，他们可以把美元问题和欠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留给他去解决。关于债务问题，贝克、舒尔茨和沃尔克在1985年6月开始设计新的增长导向方案。国务院的怀特海德、沃利斯和道格拉斯·麦克明（Douglas Mcminn）以及财政部的达曼、马尔福德参加了讨论欠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的那些会议。在1985年10月宣布的所谓贝克计划，是众人建议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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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元汇率的看法，行政系统中的观点五花八门，这对贝克一方十分有利。政府特别是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的“商人们”支持美元贬值。1985年6月，商务部副部长莱昂内尔·H. 奥尔默（Lionel H. Olmer）以国际贸易局局长身份做的四年总结报告中指出，美元贬值“要求大幅削减联邦赤字”，这对于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生存至关重要。[36]甚至连五角大楼（国防部）都担心强美元导致对进口的过度依赖。但正如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指出的那样，舒尔茨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为“有了他的支持，白宫就安静了”。[37]支持汇率的各种意见合力，开始压制住流行的自由市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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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达曼在新政策上的谨小慎微以及政策本身逐渐增加的实用性，让他们免于意识形态原因带来的攻击。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现完全脱离其前任策略的迹象。美元一开始贬值，随之而来的就是难度更大的财政政策调整。在财政政策的问题上，向来志同道合的贝克和达曼的意见似乎稍有相左。在某些场合，达曼毫不掩饰地怀疑依靠日本、联邦德国财政刺激来解决失衡问题的有效性。他承认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增长对避免世界经济衰退很重要，但他并不认为那是解决贸易问题的有效途径。他对人浮于事的官僚作风和低质量教育体系的诟病广为人知，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倾向于采取微观经济措施。贝克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内需求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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