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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舒尔茨给增长战略带来了突破。在国务院一位官员称之为“里根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演说之一”里，舒尔茨弥合了里甘的趋同战略与考虑中的财政政策协调之间的差异。舒尔茨建议调整美国和日本两国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导致大量资本因利差及继之的美元高估因素从日本流入美国的两国间结构性失衡，很大程度上缘于日本的过度储蓄和美国的储蓄不足，他没有提及汇率干预，而是建议日本应该消除限制投资和消费增长的结构性约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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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克同意舒尔茨的分析，但并没有接受他的药方——调整，原因是所需时间太长无法实施根本性的改革，具体目标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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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舒尔茨的初衷是避免汇率干预和“火车头战略”，不过其演讲有助于降低政府中对“火车头战略”根深蒂固的反对情绪，同时为“广场行动”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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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道里根政府内部充斥着各种思想流派，而且如参议员杰克·肯普这样一些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密切关注着经济政策制定过程，贝克和达曼于是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策略。毕竟，迟至1984年夏天，在共和党总统的思维里还有金本位制，而另外一些保守人士则狂热地坚持浮动汇率和不干预。而且，总统本人已经将其政治声誉捆绑在了“强美元意味着强美国”这句流行口号上。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说那是彻底的脱离，实际上，在政府内部，我们口是心非地讲那确实只是温和调整，变化没有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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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克、里甘职位对调对政策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争议。首先，里甘不像斯普林克尔那么教条。里甘的助手金根向其建议，应考虑在里根总统第二任期之初召集一次国际货币会议，里甘对这个建议很认可。在美元于1985年2月开始下跌时，里甘可能已经对贝克后来同样面临的那些诱因做出了反应。实际上，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并不反对贝克的计划。根据里甘在白宫的一位助手讲，里甘对新政策是“支持的”，因为新政策在“贝克的职责”范围之内。[39]菲尔德斯坦推断：“作为（下跌的美元的）新闻发言人，任何人都不得不应付美元下跌这个现实。我认为只要谈到广场会议，没有人会关心里甘会说什么。他不能再坚持认为美元是政府政策成功的尺度。”[40]同时应该注意到，如果没有里甘对财政部税务专家起草的税收改革最初蓝本的支持，贝克和达曼不可能在1986年提出税务改革立法。里甘本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投入到后续的政策协调中（比如经济指标计划和卢浮宫协议的参考范围机制）仍然是个疑问，特别是里甘如果仍然留在财政部、斯普林克尔也留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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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可能是，贝克、里甘工作对调的主要影响在于时机。贝克刚入职财政部不久美元就开始下跌，而且“在1985年3月，对美国经济展望的更悲观重估和关于利率的观点变化，开始对汇率构成压力。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市场的紧缩迹象更加突出，金融和经济失序将恶化的风险加剧”[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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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二级政府债券交易商的破产，对体系产生了直接且明显的冲击。包括地方政府和储蓄机构在内的许多客户持续亏损，导致大量存款从州提供保险的储蓄机构流出，俄亥俄州尤其严重。市场期望美联储向这些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但美联储没有这样做，美元继续快速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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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下跌给贝克提供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有利时机：推动汇率调整。从1985年2月末的高点直到4月中旬，美元对英镑已经下跌了20%，对其他欧洲货币下跌了15%；对日元下跌了6.5%。[42]国会里强大的保护主义情绪增加了对货币政策强势立法的可能性，这又给了贝克实施其新政策的理由。里根政府开始着手应对保护主义立法，特别是在秋季国会召开时。一些大胆的新举措是政治需要。要应对蠢蠢欲动的保护主义举措（比如要求总统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采取措施的《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汇率调整看上去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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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刚刚结束，达曼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机场偶遇《战略性资本储备法案》起草者、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据称达曼嘲弄地说，“现在可以从文件筐里把你的法案找出来扔掉了”[43]。这一说法反映了国会的行动同政府先发制人的行动之间的紧密关联。时间上，国会的压力让贝克的策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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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贝克“可能性的艺术”也应该归功于强大的共和党总统。可以感觉到，1984年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里根总统的影响力在1985年达到了顶峰。如果行政系统表现弱势的话，贬值美元并放弃国内主义经济政策的光荣孤立策略，将需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关于这一点，罗伯特·库特（RobertKutter）的话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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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是沃尔特·蒙代尔提出了这个方案，那会作为全球计划的一个幼稚呼吁而被忽略……如同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撤军、戴高乐同阿尔及利亚的协议，或者尼克松访问中国，这只能由一个保守的政府来完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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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广场协议为代表放弃单边的经济政策，是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同保护主义压力恶化背景下的贸易问题之间调和的产物。到1985年夏天，国内商界、外国政府以及国会两党均施压要求政府部门调整汇率政策。贝克彻底颠覆政策和演绎“里根经济学”的能力，不是什么奇迹，更多的是策略的使用和财政部的机构身份，还有就是来自舒尔茨和沃尔克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贝克–达曼计划是渐进的，一定程度上掩饰了个中的变化。另外，因为美国机构设置的原因，汇率政策的责任落在财政部，所以对贝克来说工具是现成的。再者，行动的可信度因为里根总统十足的影响力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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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新贸易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中是贝克和达曼打头阵。他们认识到，庞大的财政赤字是高利率和美元高估的原因，因此需要削减赤字。他们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但却因为里根总统的强势和经济的强劲而未能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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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并没有脱离此前的思路。贝克的税收改革只是重申了“里根经济学”的原则。就普遍关心的预算而言，政府选择以《葛兰姆法案》为重点，将其描述为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万灵丹。[45]不过，税收改革、《葛兰姆法案》以及反对保护主义，是美国向其五国集团伙伴不得不做的三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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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三个人均是美国影视文化界名人，该参议员以三个人的形象来描述美元强弱。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Monetary Policy, US 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 23 Octo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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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njamin J. Cohen, “An Explosion in the Kitche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 Eagle Defiant: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ed. Kennith A. Oye, Robert J. Lieber, and Donald Rothchild (Boston
:Little,Brown, 198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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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nry R. Nau, “Where Reaganomics Works,”Foreign Policy, no.57 (Winter 1984-1985)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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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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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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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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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New York Times, 31 Ma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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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Quoted in C. Randall Henning, “Macro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1980s,”Atlantic Paper No.65(Paris
:Atlan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19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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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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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ebruary 1985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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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ited by William Greider, Secrets of the Temple: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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