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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联邦德国就只是不情愿地参与了“广场行动”。站在联邦德国的角度，更便宜的马克导致的潜在通货膨胀，需要进行温和的汇率调整；除此以外，联邦德国拒绝接受还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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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大众公司监事会的经历，让珀尔本人对汇率失调有了深刻的教训。他注意到下跌的美元让公司陷入困境。“不要再让我们重复汇率失调的错误，它会导致投资决策无法持续，而且长期来看赚不到钱”。他是对联邦银行的同事说这番话的。不过，整个广场会议期间，珀尔显然非常谨慎。除了厌恶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会议风格，他发现调整汇率的建议也很危险，因为在他看来太容易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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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联邦德国参与“广场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详细、更深入地审视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的观点就非常重要。在此期间，珀尔是五国集团会议相当活跃的参与者之一，这在五国集团那些老派寡言的中央银行家中是个例外。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处理如汇率这类事务时的精明。比如，在阐明观点或讨论汇率时，他很少两次使用同样的数据，这样他就不会手忙脚乱，并给人留下他“有点儿滑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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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他的能力和稳重，珀尔提高了联邦德国尤其是联邦银行的国际地位。珀尔经历丰富，从一个经济金融记者变成了财政部副部长。1977年，他被任命为联邦银行副行长，并于1979年被总理施密特选定为行长。1987年，他被赫尔穆特·科尔再度提名为新一任行长，任期八年[3]。根据波恩官员们的说法，是斯托尔滕贝格推荐珀尔续任行长，他反对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简称基民盟）一些成员的建议，即认为联邦银行的行长应该换一换了，改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担任。不过，施密特原本更希望由颇具影响力的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威尔弗里德·古特（Wilfried Guth）担任联邦银行行长，他是在尴尬地拖延了一阵子之后才任命珀尔的，这也不是什么秘密。珀尔担任行长几天后，马克对美元如坠石一般地下跌，又令珀尔感到难堪。他永远也忘不了市场的这种“欢迎”对他的羞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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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比国家元首还要高的中央银行行长，显然拥有权力和声望。即便如此，同联邦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符合联邦银行行长的利益。对于波恩[5]的官员来说，同法兰克福[6]的官员沟通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一次沟通失败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1981年2月，珀尔将伦巴德利率（抵押贷款利率）从9%提高到12%，从而紧缩了货币政策。尽管社会民主党持续施压要求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但珀尔（他本人就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岿然不动，他同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一些社会民主党成员后来指出，联邦银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社会民主党1983年选举失败。珀尔受益于这次为他赢得通胀斗士美誉的经历。到1985年，联邦银行确信由保守政府主导的波恩将不会插手货币政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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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滕贝格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新教派的资深中坚，在其34岁那年被他的政治偶像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提名为科技部部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联邦德国议院预算和金融事务方面的专家。他的冷静和理性让不少人相信他更像是联邦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与同为北方人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类似，有着技术官僚的气质，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两人相互尊重。在某些方面，他似乎是非政治化的，偶尔会表现出一位五国集团会议常客所说的“德国式巧妙——也就是说，根本不巧妙”。斯托尔滕贝格曾经是科尔政府财政保守主义的推手，影响超过德国政坛其他人。科尔–斯托尔滕贝格的小政府政策，是基民盟–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经济计划的关键，与里根政府强调的减税和去管制相呼应。而且，通过最大限度地执行约束性政府开支政策，起码到1986年，斯托尔滕贝格成功地大幅削减了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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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听众一次难得的演讲中，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对其在对抗财政赤字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他断言联邦德国已经找到了“恰当的”财政政策，暗示其他欧洲国家严重偏离目标，同时表示联邦德国的预算赤字已经从198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下降到1987年仅仅超过2%，创造了降息的条件，也为私人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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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对稳定价格的坚定承诺，联邦德国需要进行汇率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因此，联邦德国没有在广场会议之前（比如在1985年5月的波恩峰会上）提出任何汇率调整行动的动议难免让人不解。科尔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缺乏兴趣，以及联邦银行和财政部均不愿意在峰会上与对方讨论这一议题都是影响因素。科尔和里根在他们于1986年10月华盛顿会晤时（当时正是寻求汇率稳定的货币外交的关键时刻）是有机会讨论汇率问题的，但他们再次忽略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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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和法兰克福的关系表面上是顺畅的，联邦银行法的条款里就有反映——要求政府和联邦银行“致力于合作和相互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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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自1986年夏开始，财政部倾向于降低贴现率，而联邦银行则坚持政府应该更进一步减税，强调最好是对商业投资活动减税——珀尔对斯托尔滕贝格的直接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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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托尔滕贝格于1987年末公开敦促联邦银行降低利率时，这种紧张局面公开化了。斯托尔滕贝格尤其面临着来自农场主的巨大压力，后者担心，如果马克继续升值的话，自己的竞争力将逐渐丧失。在他的家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主要是因为一个地方党政丑闻，基督教民主联盟在黑色星期一股市暴跌一周前的地方选举中失利。这无疑让斯托尔滕贝格的形象受损，因为他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主席。斯托尔滕贝格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货币政策宽松，而不是马克无休止的升值。但正如波恩以前的财政部部长们一样，斯托尔滕贝格必须学会同法兰克福一群难以对付的专业人士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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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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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珀尔和斯托尔滕贝格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如何重要，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本质上是受制于其文化环境的。为了准确理解政治文化作为政策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一点，有必要了解联邦体系内的制度和政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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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联邦德国当下的货币政策，必须回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岁月，当时的德国遭受着恶性通胀之苦，气候国家社会主义者完全控制着国民经济。作为对那个时期的反应，战后的联邦德国领导人将物价稳定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有限作用原则，写进了联邦德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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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政策有三个支柱：物价稳定、谨慎的逆周期政策和国际竞争。自然，影响决策的国内参与者是多元的——联邦银行、联邦政府、政治派别以及其他利益群体，但国内政治参与者整体上对这三个原则还是普遍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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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目标在几个方面塑造了战后联邦德国的组织机构。首先，努力降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结果便是决策体系的去中心化；其次，价格稳定作为首要的经济目标，确保了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事实上的自主权。联邦权力去中心化的结果是缺乏强势的机构竞争者，再加上联邦银行自身在法律上的强势，这构成了联邦德国金融和银行业的生态，也一定程度上给银行业带来了比其他行业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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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政府和其政治利益群体的去中心化，也体现在联合政府的交替中。不同党派领导的联合政府之间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1969年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间，1982年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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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稳定和增长法案》是立法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扩大了联邦政府的行动范围，允许其在反周期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领域进行干预。这个凯恩斯主义的法案丝毫没有缓解主要参与者间权力分配上的内在冲突，这非常值得关注，因为这些冲突有目共睹，而且在危机时刻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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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冲突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银行和出口行业之间在马克升值问题上的冲突；二是联邦银行和联邦政府之间就审慎的公共债务水平的冲突；三是工会和企业之间关于工资和价格合理水平的冲突。[8]整个20世纪60年代，随着马克升值压力的逐渐增加，金融和银行业同出口商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政府在1961年和1969年对马克升值的支持，反映了联邦银行反通货膨胀的取向以及银行家相对出口商的强势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做法可能同日本的汇率政策相反，当时日本政治家中的主流观点是“不惜任何代价反对日元升值”。尽管大藏省副相鸠山威一郎（Iichiro Hatoyama）在秘密安排研究日元升值的必要步骤时（采用爬行钉住策略）受到了联邦德国政策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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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体系迎合了联邦银行在汇率政策上的自由决定权，同时也强化了其在反通胀货币政策上的责任。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承认，联邦银行之所以喜欢浮动汇率，是因为这个机构偏爱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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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银行本身是一个独特的历史（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惨痛历史）产物。无论是对各个年龄的社会阶层还是对政治派别来说，物价稳定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1957年7月26日，联邦德国《联邦银行法》获得通过，确定中央银行为联邦法人。尽管法案要求联邦银行支持联邦政府常规的经济政策，但更充分保证了联邦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的独立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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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发行的角度，马克就是一种纸币：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来维护通货价值，这是货币发行的直接责任，而不是用黄金或外汇来支持币值。恶性通货膨胀历史导致的结果是，德国人对联邦银行的尊重让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联邦银行自身则逐渐强化了道德规范。联邦银行行长的提名在政治上相当重要。正如一位官员说的那样：“国民没有改变联邦银行，联邦银行改变了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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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融入世界且再一次成为欧洲强国，国内和国际考量之间的碰撞就在所难免了。联邦银行的央行委员会被赋予决策权，它倾向以国内考虑为重，因为委员会中的州（Land）[10]代表占多数。委员会有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六个官员组成的理事会，委员会还包括联邦德国议会上院委派的其他11名成员。理事会主席是委员会的首脑，议会上院委派的每名成员领导着联邦银行的一个州分行。委员会通常是每两周开一次会，通过简单多数决定联邦银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理事会是中央执行机构，同样也负责实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理事由政府提名并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任命，但要先行同委员会协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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