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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者认定，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是因为时机好、运气好。就是说，其建立之初恰逢美元高估时期，因为这个体系在美元强势时运行得最好。1983年3月到1985年7月美元被高估时，体系内没有出现汇率调整的情况。强势美元使得货币在体系内部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弱平衡”，因为对于投机、储备和投资组合来说，这些货币都缺少吸引力。在同美国争取竞争优势且马克的升值压力相对温和的环境里，欧洲货币体系运行得相当不错。美元随后于1985年开始贬值，导致对马克的投机增加，这又促使马克相对体系内其他货币升值，进而使得体系内的平价关系面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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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调整之后，出现了加强欧洲货币体系机制的建议。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和比利时财政部部长马克·伊斯更斯（Mark Eyskens）提出了三个建议选项：更多的界内干预、利率政策上更多的协调，以及可能的话，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直接干预，该基金持有成员国相当比重的储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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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发出了最严厉的批评。法国财政部部长爱德华·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后来表示，如果不是欧洲货币体系机制的严重缺陷阻碍了外汇市场干预上的更多协调和利率上的行动，（1987年）1月的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他特别提议针对美元和日元制定共同策略，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同时增加各国央行针对投机资本流动的协调，强化体系的凝聚力。巴拉迪尔的话是在隐晦地批评联邦银行不愿意干预且没有成功地支持指标体系。[32]不过，法国的批评也透露出更深层次的担忧，即联邦德国在欧洲的货币霸权。法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达了对欧洲货币体系即为“马克区”这种观念越来越多的沮丧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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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欧洲货币体系是由联邦德国和法国管理的。每一次关于该体系的主要决定，都是由联邦德国和法国共同做出。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可能还有英国，我们没有准备接受——怎么说呢——联邦德国作为欧洲的货币领袖。我们不准备接受马克作为国际区域体系（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欧洲货币。联邦德国是世界经济强国，联邦德国也有特殊的责任，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只要涉及货币问题，你不能认为联邦德国以前和现在是在代表整个欧洲讲话。[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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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欧洲货币体系因素对联邦德国的“广场行动”至关重要一样，对法国同样如此。联邦德国努力避免美元不受控制地下跌可能导致的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痛苦的分裂，而法国则想着要阻止联邦德国控制欧洲货币体系。法国人在“广场行动”中的政治目标对“德国问题”有特殊影响。在国际政策协调之初，法国人意识到这是“给德国朋友压力或激励”的绝佳机会。正如一位法国与会者的解释：“联邦德国绝对是我们经济政策的那个决定因素，但同他们共处有时很困难，特别是其货币当局——联邦银行。”[34]法国因此必须考虑一些给联邦德国施加国际压力的手段。“广场行动”派上了用场。一位法国战略专家说：“对我们来说，这个国际场合是向德国人施压的好途径，这样他们将接受更快的增长、更灵活的财政政策、降息以及对汇率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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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在其“广场行动”中将保护欧洲货币体系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显示了欧洲货币体系对联邦德国的价值。联邦银行通过欧洲货币体系放缓了马克升值的步伐，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形成了一位欧洲官员所称的“巧妙的重商主义”格局。重商主义的好处转给了联邦德国出口行业，后者能够通过延迟汇率调整而将汇率走势纳入决策过程。而且，马克升值幅度实际上低于所涉及货币间全部的成本收益差额。换言之，欧洲货币体系倾向于按名义价值升值马克，按实际价值贬值马克。相比没有欧洲货币体系机制时可能出现的结果，这变成了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联邦德国对欧洲货币体系的支持，源自对整个欧洲范围内货币更稳定的期望，这是以国内更高的边际通胀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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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联邦德国官员希望实现汇率调整（即美元贬值）以便管理世界经济、控制通货膨胀，但对联邦德国的“广场行动”来说，软着陆是十分关键的。汇率调整的步伐应该是逐渐展开，从而将其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冲击最小化。欧洲货币体系是解决出口增长给联邦德国战略带来的内在冲突的手段。持续的出口顺差，使得马克更有吸引力并持续升值，这导致马克币值不稳，同时也给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带来了不稳定。[35]尽管嵌入欧洲货币体系的巧妙的重商主义有时疏远了联邦德国的贸易伙伴，但通过保证在必要时进行共同调整，欧洲货币体系最起码还给了这些伙伴国避免单方面贬值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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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赞斯坦提出：站在国内的角度，欧洲货币体系在联邦德国是政治上可行的，因为它对各方都有利。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看上去满足了感到不满的工会对货币宽松的长期要求，稍稍限制了中央银行的权力，并承诺放缓马克整体升值的势头，而马克升值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出口行业的一个大问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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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联邦银行的反通胀准则成为底气十足的大联邦德国世界里的游戏规则基础。目前，欧洲货币体系被一些德国人视为实现联邦德国经济和政治领导地位的有效工具，尽管其他人只是将其作为“我们可以躲在里面的群体”。不过，欧洲货币体系内的“领导身份”，意指区域定位而不是全球定位，很多的德国人似乎也接受这种界定。一位官员半开玩笑地承认：“我们愿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愿意作为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在联邦德国，反对崛起的倾向很强大。”联邦德国参与欧洲货币体系相当符合联邦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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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参与欧洲货币体系，有阻碍联邦德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取得更重要地位的风险，因为相比国际事务，联邦德国更优先考虑国内和欧共体事务。[37]但公平地说，联邦德国必须更全面地考虑其国内经济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影响。就联邦德国保护欧洲货币体系机制的考虑同联邦德国更广泛的全球责任的协调程度而言，“马克区”对于美国、日本，甚至可能法国都是可接受的，尽管法国官员从来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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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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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常常担任攀登雪山者的向导，这里指国家元首的私人代表，他们同其他私人代表合作，准备国际峰会的经济和政治议题。“夏尔巴”通常由外交部或财政部副部长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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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珀尔后于1991年辞职，未到任期届满。2014年去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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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nathan Carr, Financial Times，15 August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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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联邦德国政府、财政部位于波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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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意志联邦银行位于法兰克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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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erhard Stolten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Main Objectives for Economic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addres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10 Apr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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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eter J. Katzenstein，Policy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The Growth of a Semi-Sovereign Stat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 95~96. 关于我对联邦德国宏观经济决策中的机构和政治动态的分析，非常感谢该书作者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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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Deutsche Bundesbank: Its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 and Functions,Deutsche Bundesbank Special Series, no.7(June 19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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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联邦德国由11个州（state），或Laender（Land是单数）组成，包括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巴伐利亚（Bavaria）、不来梅（Bremen）、汉堡（Hamburg）、黑森（Hessen）、下萨克森（Lower Saxony）、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North Rhine-Westphalia）、莱茵兰–普法尔茨（Rhineland-Palatinate）、萨尔兰（Saarland）、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柏林（Berlin）。这个体系是高度去中心化的，相对于波恩的联邦政府，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参见Katzenstein，Policy and Politics,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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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联邦德国由11个州（state），或Laender（Land是单数）组成，包括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巴伐利亚（Bavaria）、不来梅（Bremen）、汉堡（Hamburg）、黑森（Hessen）、下萨克森（Lower Saxony）、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North Rhine-Westphalia）、莱茵兰–普法尔茨（Rhineland-Palatinate）、萨尔兰（Saarland）、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柏林（Berlin）。这个体系是高度去中心化的，相对于波恩的联邦政府，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参见Katzenstein，Policy and Politics，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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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Katzenstein，Policy and Politics，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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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K.H.F. Dyson,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in West Germany”,West European Politics 4 (May 19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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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Katzenstein, Policy and Politics,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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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yson，“Politic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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