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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972年时一样，1986年的美国也从对外赤字国的角度抛出了提议。对达曼“客观指标”里似乎隐含的科学化的检验程序，联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顺差国均表示反对。在它们看来，自动机制缺乏可靠性。联邦银行一位高级官员问道：“如果五国集团认定美国下一年度的（财政）赤字应该削减500亿美元，美国国会将如何反应？”从其来自欧洲货币体系指标机制不多的经验中，德国人已经学到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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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就有过讨论。当时，一些人认为那些指标应该有一些自动性。这当场就被拒绝了，因为我们意识到应该给货币政策一些腾挪的空间。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最偏爱指标的是那些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偏离均衡的国家，比如比利时。它们从不应对，从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指标显示它们应该提高利率就采取行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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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联邦德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所言：“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参考指标——太阳升起来就是一项参考指标。渔民去寻找鱼群也有参考标准。如果没有参考指标，进行统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但他也指出，问题是你必须承担使用这些指标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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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货币体系内，我们有一个指标机制。它原本是被作为预警信号的，但其并没有真正发挥预警信号的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的点位，并没有引发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国会没有召开并告知说警报响了，让我们改一改《劳动法》。这些新讨论的指标也一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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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个曾出现在东京宣言初稿且似乎暗含自动性却不讨喜的词，最终因为需要调和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反对立场而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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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期间的讨论集中在贝克提议中的两处措辞，提议中的表述语境为：只要“预定目标”（intented objectives）出现重大偏离，各国元首须支持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就恰当的补救措施达成“协议”（agreement）。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一些与会者指出，“预定目标”可能触发政策自动生效，而“协议”则似乎隐含着强制性。他们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因此峰会对用词做了修改，由“预定目标”和“协议”分别修改为“预定方向”和“尽最大努力取得谅解”，以减少义务感。“整个讨论的焦点都是围绕这个因素。我们不会允许参考指标体系涉足国内政治和主权。”大藏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大场智满这样解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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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指标体系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刺激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提高两国国内需求。美国官员对两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缓慢及其对外部失衡和世界经济不利影响的担心日渐增加。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指标机制中的联邦德国1986年增长目标应该是3.5%，联邦德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实现这一目标。将经济增长率作为指标机制中的核心目标之一，这一点一直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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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问题的争议也很大。在所有的指标中，始终无法确定应该给予汇率多大权重。联邦德国和日本坚持，汇率应该被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其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政策目标。但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反对美国强调汇率，也只是决定哪项指标应该给予最优先考虑这个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七国中每个国家都认为某项指标要比其他的重要，但并没有具体讨论优先次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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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贸易逆差带来的政治压力，决定了经常账户和汇率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其他指标。贝克一再强调，“需要更多地依赖汇率”去纠正（汇率问题）导致的失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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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官员同样强调汇率的重要性，甚至建议将指标数量从十个减少到两三个，即国际收支平衡表、利率以及最重要的汇率，以便重点关注会直接传导国际影响的变量。[20]法国支持指标体系方案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该国长期支持的目标区体系。简单地说，这类设想的体系里，是基于确定“范围”管理汇率，允许确定范围之内的波动。维系这个范围的干预几乎是自动的。法兰西银行行长迈克尔·康德苏在1986年9月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表明了态度：“几年来，法国一直在向其伙伴国提出严肃的建议，观点是采用汇率的参考区域体系。在我看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到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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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联邦德国人和日本人坚持认为，财政赤字和利率应该作为优先考虑因素，这与他们认为的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高企利率是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的看法一脉相承。但贝克的初稿甚至都没有将利率作为指标。当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行天丰雄（后于1986年夏天被提升为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在东京询问马尔福德这个明显的政治操纵痕迹时，行天丰雄回忆说：“他只是咧着嘴笑，同时同意加进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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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的副部长级讨论中（德拉罗西埃与七国在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非正式会谈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了协调），东京峰会上采纳的十个指标被分成了以下几组：（1）政策目标指标，（2）执行指标，（3）中间指标。比如国民生产总值和物价水平被归为各国政府自身设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财政政策将为支持政策目标而进行调整，以便实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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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被归为中间指标，因为它是如财政政策和总体经济目标这些主要指标的结果。最困难的幕后谈判涉及汇率，这不足为奇。有了法国的支持，美国坚持汇率应该被归为政策目标。东京峰会之后，美国方面在讨论建立指标机制的初稿中，明确提出将清晰的汇率目标作为每个成员国的指标。日本、联邦德国和英国表示反对，因为汇率是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结果，应该被当作中间指标。联邦德国和日本此前已经准备先于美国稳定汇率，原本也愿意适当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保持汇率稳定。但它们担心美国可能将一个指标体系用于自身的利益，大幅削减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操纵汇率，这一担忧使得两国没有在春夏之际实施这个方案。国内政治压力迫使美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日本，努力稳定双边汇率，它们在汇率这个问题上的坚持也就软化了。到1986年9月，形成了支持利用汇率作为政策目标的模糊共识。日本大藏省一位官员解释说：“在‘使用一切手段终止强日元的政治’压力下，发展方向就是这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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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五国集团对七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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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达曼组建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的建议，引起了五国集团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抵制，后者不愿意放弃五国集团会议此前那种私密氛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政治争论成为指标体系实质性讨论的障碍。对于五国集团里的“老人们”，珀尔、德拉罗西埃和沃尔克，以及他们本机构内的副职们来说，贝克和达曼是没什么经验的新手。但贝克和达曼两人则认为，这种神秘的形式有着结构性的弱点，因为它规避了外部监督，因此也是不受约束的。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后来讲述了他1985年春经历的五国集团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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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次经历五国集团会议是通过电话体验的，这是里甘的遗产。会议看上去是一团糟，每个人都有误解，会议没有记录，什么都没有……这些人围坐在一起，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互相读他们公开的经济预测……（我们决定）要么利用这种机制做点儿正经事，要么就忽略它。我们最后决定利用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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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在广场会议之前，“五国集团之父”舒尔茨建议贝克将五国集团作为政策协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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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是七国集团的前身。1971年4月，包括乔治·舒尔茨、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德·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在内的财政部部长在白宫图书馆会晤讨论国际货币政策问题。这次会议正值二十国委员会就国际货币改革举行谈判期间，核心目的是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讨论国际货币危机。英国加入后的五国集团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五国集团最初是财政部部长参会，基于所谓的“主加一”（principal plus one）的原则，有一位官员陪同，中央银行行长有时参会。会议一方面确定了“非正式”这一先例，另一方面又有着最大限度的相机抉择权。这两方面一则是预防集团外国家的反对，二则是避免偏好密集举办高级别会议的那些“官僚间的技术性扯皮推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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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图书馆会议的两个参加者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德·德斯坦，在分别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之后，希望在更高层面进行直接和非正式的接触。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国家领导人参加的1975年7月赫尔辛基会议，为吉斯卡德和赫尔穆特提供了一次机会，他们再次提议与会国家加上日本召开一次峰会。吉斯卡德的坚持有了结果，1975年11月15—17日，法国作为主办方在朗布依埃举办了前述四国和意大利、日本领导人参加的会议。那次会议上，今天的七国集团中的六个成员国讨论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问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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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七国集团不同，五国集团的议程更有限也更秘密，这是始于白宫图书馆一系列会议的直接遗产。在逐渐常规化的过程中，五国集团会议的气氛越发融洽，同时也更加不公开。贝克和达曼着手摒弃这种模式，同时用更易于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的组织方式来代替。意识到五国集团私密性的限制后，贝克便公开支持“提高（基金组织）总裁对各国政策和执行情况简短评估的公开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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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达曼认为，有必要将新的组织同更高级别的政治权威联系起来，从而保证协议能够在国家元首层面得到认可。他们提出，如果不这样安排，受制于国内官僚体制约束的财政部部长们，就缺少了讨论国际协议所需要的可信度。另外，他们强调的政治联系，对五国集团工作成果的实施产生更大压力，能够增加这个组织活动的透明度。一位美国官员解释说：“就是这种压力迫使所涉及国家的政治部门公事公办地持续关注它，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非常不稳定。”实际上，他们一定程度上是在提前呼应亨利·基辛格的观点，即世界经济问题严重到要求国家元首参与和领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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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参与的目的，美国团队于1985年年末提出建立与七国集团元首峰会平行的财政部部长七国集团的想法。因为意大利人对被广场会议和随后的五国集团会议拒之门外不满，推动建立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的建议加速了。意大利曾努力参与五国集团，并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争取入场券。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给其他国家元首们发去了私人请求，争取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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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的五国集团伦敦会议上，意大利问题被作为第一个讨论事项。当会议主持人、英国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突然宣布“现在我们要讨论意大利问题”时，不少与会者感到十分惊讶。实际上，是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得出结论的国家元首们，把这个问题推到这次会议上做决定。“这是硬加进我们议程的内容。”一位副部长说。伦敦会议召开五天之前，意大利官员了解到有一个会议要召开。里根此前已经给了克拉克西肯定的回复。“里根面临着利比亚问题，他当时对意大利是友好的”[29]，这就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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