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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则坚持需要稳定日元/美元汇率。在奔赴旧金山之前，他同中曾根当面就此进行了讨论。除了要求宫泽要告诉贝克真正削减美国财政赤字以外，中曾根指示宫泽要把日元/美元汇率稳定在170左右——一个中曾根本人也无力完成的任务。[11]宫泽承担着很大的压力。他提出，日元的进一步升值将抑制日本国内消费，而美元贬值将限制资本从日本流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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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接近尾声时，宫泽提出，双方应该制定出下一步的工作步骤，在财政、货币和汇率等方面加强政策协调。宫泽和贝克于是指派行天丰雄和马尔福德就相关目标起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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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9月的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会议期间（适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当贝克的策略——财政政策和“口头打压”——面临攻击时，他的挫败感就表现了出来。某国财政部部长这样评论激动的贝克：“我不清楚贝克为什么变得那么易怒，一次又一次地提及同样的事情。我们都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习惯于被批评的。但他是律师，习惯于抗辩。这可能是他看上去无法忍受的原因。”另一位感到不解的与会者说：“天哪！正在波动的不是汇率市场，是贝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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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因1985年广场协议带来并被来年5月的东京峰会推高的欢乐气氛，正在华盛顿散去。一年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随着美元贬值而缩小，而五国集团在5月东京峰会上信誓旦旦的政策协调，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峰会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克莱顿·尤特（Clayton Yeutter）给贝克递交了一份贸易代表办公室经济学家准备的备忘录，其中提醒政府不要“过早地”期望“贸易逆差数据迅速改变，因为其他的大多数指数并没有恰当地反映贸易权重，而且没有考虑其他一些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国”[13]。在9月28日参加“本周大卫·布林克利”节目时，贝克被萨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问及为什么他们没能成功说服日本和联邦德国降低贴现率。他回答说：“你可以说 ‘你失败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事实的确是这样，他们近期没有降低利率，但那并不说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不说、不谈、不见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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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8日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的一份声明里，贝克提醒其他国家要更积极地回应政策协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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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方案的成功，将取决于各国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时是否愿意更多地考虑外部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意共同有效地利用这些安排来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努力，以便实现更快的增长、更小的失衡和更稳定的汇率，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灵活性不高的安排。越来越多的压力也要求我们这样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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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没有采取更多经济措施的美国贸易伙伴来说，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警告。“其他灵活性不高的安排”，被恰当地理解为更严格目标区的委婉说法及美国决定在必要时推低美元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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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关系高度紧张且公开指责不断增加这个大背景下，贝克和宫泽于9月26日五国集团会议召开的前几小时举行了一次简短会晤。五国集团的会议在美国财政部三楼会议室，两人的会晤在财政部部长办公室。宫泽此次到华盛顿是有备而来。日本政府已经在前一周宣布了一项36000亿日元（232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这个一揽子刺激措施有两个目的：首先，抵消过去一年中日元对美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效应；其次，满足外国要求的更扩张性的政策，以便刺激进口、缩小日本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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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85年10月时的计划相比，这项新刺激措施要多出30亿美元，从而使其成为当时东京实施过的最大规模刺激方案。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多达65亿美元）计划通过发行新建设债券的方式募集，这被视为中曾根减少政府借款承诺的让步。日本政府乐观地预期，1986财年的真实经济增长将因此达到4%，这是中曾根和宫泽在支持新方案时一再承诺的目标，而野村研究所则预期，一揽子计划对真实增长的贡献将只有0.6%，1986财年总的增长只会提高到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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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克称赞日本的举动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因为日本没有降低利率，美国财政部一些官员对一揽子计划的真实影响持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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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和贝克讨论的其他主要议题就是汇率。当宫泽在9月26日被领进部长办公室时，贝克说，“我们现在来看看汇率吧”，接着把宫泽带到数据机前。屏幕显示154.2，这意味着自他们上一次在旧金山会晤后，日元/美元汇率大致维持在152~154之间。尽管宫泽感觉日元仍然有点高，但这一走势鼓励双方在稳定汇率问题上走向默契，并推动开始于旧金山的政策协调努力，其中包括汇率稳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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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贝克-宫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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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26日会晤后商定并由贝克和宫泽于10月31日宣布的联合声明，列示了两国政府正在和计划未来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但其真正的重点是美国政府对稳定汇率的公开承诺。宫泽在会晤时提出，汇率不稳定会危及经济的稳定增长，而行天丰雄则敦促将这样的声明写进公报里。另外，两国财长同意“主要工业国家目前的行动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减少失衡以及解决债务问题至关重要”。为此，两国均大致给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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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包括：第一，政府决定向国会提交一份补充预算，从而对日本经济“产生实质性刺激”；第二，政府计划尽快实施一项税收改革计划，包括降低个人和公司收入的边际税率，从而鼓励投资和商业活动；第三，日本银行决定将贴现率从3.5%降低到3%，10月3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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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同意的措施包括：按《葛兰姆法案修正案》的要求，承诺大幅且持续降低美国预算赤字；制订一项税收改革计划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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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是贝克赢得了这一轮，因为他的承诺里没有任何新内容，不过他在汇率问题上让步了。公报指出，他们“都认为，汇率不稳定将威胁经济的稳定增长”，他们同时“表达了共识，即基于前述行动和承诺，日元和美元汇率自广场协议以来的调整，与目前的基本面大体一致”。尽管他们“重申他们在汇率问题上合作的意愿”——一个在市场不利走势情况下愿意干预的信号，但并没有提及稳定汇率的具体措施。[17]是在行天丰雄的要求下，这一含蓄的警告才被写进了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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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呼吁其他主要工业国参与到推动全球增长、减少失衡和促进市场开放的努力中”。这一部分内容是在马尔福德的坚持下写进去的，显然是针对联邦德国。美国财政部一位高层官员在公报后不久这样说：“看最后一句话。那意味着美国和日本在前面引领，号召其他国家跟着我们。这是两国集团的开始。”美国只是在（公报发布的）几个小时前才知会其他主要工业国要加上这一句话。这位官员坦承：“你是在问他们是否感到不安吗？他们当然不安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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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报的确像是两国集团诞生的标志。欧洲特别是联邦德国非常警惕。《金融时报》一篇题为“欧洲的孤立”的社论哀叹：“当他们（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拒绝参与国际协调时，另外两个货币集团显然非常愿意将他们排除在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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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同样有关于新两国集团的猜测。拉扎德兄弟公司（Lazard Freres & Company）高级合伙人费利克斯·罗哈亭（Felix Rohatyn）认为，这反映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宣告了美英特殊关系的终结。毕竟，你每次只能跟一个舞伴跳舞”。他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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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显然对这个国家感兴趣——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而且不要忘了中国……我相信同日本之间的特殊关系将是太平洋关系的关键。同时，大西洋联盟一定程度上被联邦德国不愿意承担（一份公平的）责任以及英国疲弱的经济所拖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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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贝克–宫泽协议”并非牢不可破。新年来临之际，日元再度面临升值压力，但对汇率稳定有承诺的美国政府却听之任之，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事实上，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就承认其打心底里不支持公报。在公报发表后的记者吹风会上，他明确了自己的看法：“当前日元对美元汇率处于近期交易的低点。”他同时警告说：“这并不意味着某特定的汇率就是恰当的……不存在就某一汇率水平采取特殊措施的承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坚称“美国在干预政策上没有任何改变”。虽然两国在当时都没有承认就参考汇率或范围达成过协议，但这一表态表明，美国财政部认为日元应该进一步升值到“可被称为最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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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报发布日临近时，日元走弱，从153~154跌到了161~163，美国财政部起了疑心。马尔福德打电话质问行天丰雄，“日本是不是做了些改变汇率的事情”。他甚至暗示威胁说，“如果日本准备做什么的话”，就不会按计划发布公报。行天丰雄回应说，汇率波动与大藏省无关，同时坚持这时正是公布公报的好时机。得知马尔福德的态度后，宫泽很生气，他让行天丰雄转告马尔福德，如果美国取消公报的发布，他将不得不辞去大藏相的职务，因为取消发布的决定将可能给日本带来政治麻烦。行天丰雄很委婉地通知马尔福德说，宫泽非常不安，并再次强烈建议发布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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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双方根据马尔福德的要求对公报做了修改，加上了“大体上”（broadly）这个词，即“调整……大体上符合目前的基本面”，这显然是从支持双边汇率的全面承诺上的倒退。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解释了他是如何分析当时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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