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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连续几周地谈判，整个谈判过程中，汇率基本上是153~154的水平。而就在我们要发布公报的前几天，汇率变成了161……当时（9月26日）的汇率大约是154，那次会议上，双方的共识非常明确，都愿意做点儿事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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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汇率恰恰在公报发布前如此剧烈地波动？该官员怀疑，大藏省此前已经将信息透露给了投资者，以便操纵日元/美元汇率。这一怀疑连同他对宫泽的反感，均获得了美国财政部其他官员的认同[22]。“宫泽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忘记了谈判时的汇率水平……他似乎在暗示汇率是不会再回到那个水平了。当出现剧烈波动时，他就十分狼狈了。你知道，他又回到我们这里了，非常快。”这位官员挖苦道。他指的是当宫泽意识到贝克实际上并没有帮他阻止日元继续升值时，于1987年1月匆忙造访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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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贝克助理的话说，即便贝克“意识到宫泽面临着国内政治困境，需要把目前的汇率炒得高于9月时的水平”，但财政部的官员们，尤其是马尔福德，却一定程度上感到被宫泽在日本的操纵给欺骗了。[23]考虑到面临的政治压力，宫泽当然强调美国政府为刺激日本国内消费而将汇率稳定在160左右的坚定承诺。前文已经提到，在宫泽赴旧金山谈判前，中曾根曾向他阐明让贝克承诺将汇率稳定在170左右的必要性。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评论说：“我清楚，170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价位。但在我看来，那就像是白日做梦。行天丰雄可能谈及了170，但要说让我们考虑一些操作去实现170的价位，那根本没有可能。”[24]要让汇率稳定在那个水平附近，宫泽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就具体的汇率点位或范围达成共识。正如美国官员指出的那样：双方有一个道德承诺，即同意汇率不能破界。当然，“（关于汇率和范围）有口头讨论，美国也承诺帮忙”，但“那是暗示”且“并没有签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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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他们担心美国可以通过“口头打压”美元而轻易地放弃承诺。在旧金山会晤时，宫泽提醒贝克，（美方）很多的公开声明使得维系汇率稳定变得困难，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尽管宫泽巧妙地说出了这些话，但他直接请求美国少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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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稳定汇率的弱机制，“协议”也是一个脆弱的成果，因为它是个一揽子交易，是日本为了汇率稳定而实施的等价交换式财政刺激措施。因此，如果美国认为财政刺激措施不足以支持美国一边的交易，协议就有失效的危险。而结果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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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欧洲货币体系进行汇率调整之后，里根政府开始口头打压美元。汇率市场再一次陷入动荡，美元直线下跌。美国政府的不悦一方面来自联邦德国的抵触，但部分也因为日本没有全面兑现其刺激经济的承诺。财政部一位重量级官员谈及（日本因素）对美国承诺的影响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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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始终牢记，在那份协议里还有刺激国内经济的承诺。显而易见，9月底提出并最终执行的补充预算案与承诺是差之千里了。因为预算案没有发挥贝克预期的作用，贝克一方的责任也就小多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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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86年10月的公报稳定了当年11月和12月上半月的市场，但几个变化逆转了市场对美元的乐观判断。许多的市场参与者开始相信，美国国内需求正在减速，所有预示强劲的信号都将是临时的，在新的税法于年初生效前，交易机会发生了变化。美国贸易状况的转变越来越被视为改善1987年前景的希望。共和党在11月的选举中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抵制保护主义立法的努力将复杂化，要么就是美元进一步贬值。一些美国官员参与富有争议的“伊朗门”武器交易的事情曝光后，政治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12月31日，美国11月贸易初步统计数据显示，贸易逆差高达192亿美元。鉴于美国贸易状况的恶化，市场将美国官员的各种声明理解为美国欢迎弱美元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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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初，马克在市场认为美元走低的当口随之走高，欧洲货币体系内的紧张关系加剧，维系现有平价关系的干预增强了。欧洲货币体系内的各国货币陷入投机旋涡，直到1月10日那个周末召开财政部部长会议决定进行汇率调整前，体系内的汇率结构关系都是依靠干预在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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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美元、买进日元的交易也在加速。宫泽和澄田警告市场，日本央行将进场干预，避免美元进一步下跌，用宫泽的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1987年1月13日，随着美元兑日元跌破158的水平，日本出口商匆忙卖出美元，日本投资机构和养老金则涌入市场做远期卖出以对冲美元敞口。美元兑日元当天放量下跌超过1%。《纽约时报》第二天报道说，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希望美元进一步下跌，这触发了美元兑日元和马克的大量卖单。在最紧张的几个小时交易中，美元兑这两种货币的跌幅均超过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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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美元兑日元跌到了战后的新低149.98。与日本银行近乎疯狂的干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货币当局没有任何动作。近乎绝望的宫泽在1月21日匆忙赶到了大雪覆盖的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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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宫泽来访的消息，华盛顿的即时反应很是消极。财政部一位官员回忆说：“这发生得太快了。我想我们这边的确讨论了（他的访问）是否真的值得，但就在我们要深入探讨时，他离开了。”“他为什么来？”财政部另一位官员在宫泽到达之后问道，“他（宫泽）本可以给贝克打电话的。”[27]这个高调的访问被认为是会让贝克感到尴尬，他可能被指责违背了联合干预以稳定汇率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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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让各方认识到，此次访问是一场赌博。他当时面临着来自日本工商业界和政治界的巨大压力。他不能就眼前的新问题再去指责他的前任。1986年10月底达成的那个世人皆知的联合公报以及明确暗示160是商定的稳定点这一事实，使他目前的处境愈发狼狈。而且，新一届国会会议召开在即，他作为大藏相面临着制定1987财年预算和新税收法案的艰巨任务，这是两项政治上招致争执的议项。为了让这两项提案能获得通过，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终止日元升值。就在他飞赴华盛顿前，反对党传话过来，要求他告诉贝克信守为“日元/美元汇率做点事情”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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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藏相还必须向中曾根证明他的可信度。部分是因为将宫泽作为可能的继任者进行考验，中曾根在前一年夏天就让宫泽接任了大藏相的职务。宫泽的政治和心理压力都前所未有的沉重，因为他曾是那些批评中曾根政府日元外交不利的成员之一。出发之前，宫泽打电话给中曾根问他对此行的意见。中曾根回答说，“你必须去”。他接着训斥说：“你想要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同华盛顿对话，你必须考虑国内政治和国会。因此在同华盛顿对话时，你必须得让人看到。你必须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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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21日在美国财政部会议室会晤之后，贝克和宫泽发表公告称，他们继续支持他们在1986年10月31日联合声明中的共识和约定。换句话说，就是重申了1986年10月的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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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宫泽突访华盛顿时，日元已经升值并脱离了10月公报时的水平。但在这份最新的声明中，他们重复了“日元/美元汇率大体上符合现在的基本面”，仅仅是增加了“最近的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临时不稳定的情况”。没有坚守新汇率或范围的任何暗示。美国承认存在一些临时不稳定的情况，并不当然地意味着政府认为市场混乱，而市场混乱原本会迫使美国财政部干预市场。事实上，如果（同以往的公报、声明）有区别的话，就是汇率“大体上符合基本面”的共识让美国的不干预政策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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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本次访问的新汇率底线是150，他给出了各种理由支持这个点位：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日本的海外投资以及日本商界建立信心的需要。尽管贝克向宫泽保证，他同宫泽一样，也希望维持更加稳定的汇率关系，并将尽一切努力稳定汇率，但他再次拒绝对自动维护某个具体价位做出承诺。贝克的承诺同其去年10月的说法本质上是一样的。一位美国官员说：“都是同一个态度。两份双边协议中，没有一份承诺了具体的干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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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的1987年1月28日，“美国货币当局按照（1月21日公布的）联合声明的约定对日元进行了干预”[29]。在同日本货币当局的协同行动中，外汇交易室卖出日元买进5000万美元。尽管干预规模不大，但这是美国自广场会议上确定美元顶点以来的第一次“反向”干预——美国货币当局支撑美元低点的行动。财政部一位官员回忆说：“（因为这个）承诺，我们没有约定（要干预的）具体时间。我们认为，即便你什么都不说，但给市场一个小的信号很重要。他们知道谁在交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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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临时修补贝克和宫泽两人关系的背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信誉问题。美国一位政府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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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在会晤时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让他（宫泽）知道了市场为什么这样运行。实际上，这是市场对日本失信的反应。一个原本就没有太多内容的补充（预算），刚做完没多久，他们就要从1987财年预算已经提出的措施中收回去更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一定是大藏省里那些压制宫泽的官员。他们一定是瞒过了宫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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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克和达曼从一开始就对宫泽有着不错的印象，但美国财政部里对他的执行能力有不少质疑。财政部一位官员回忆说：“宫泽在旧金山给出的底线是，他控制着补充预算。他影响不了1987财年的预算……在我们发现补充预算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刺激作用时，他的解释是我们要等待1987财年的预算，因为他到时有机会影响预算。”财政部另一位官员也表示，在听到宫泽在补充预算案上能有所作为但对1987财年预算无能为力时，也被搞糊涂了：“他为什么能提前做某事却不能推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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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在1987年4月的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后不久说：“就他同贝克的政治关系而言，他的可信度正面临危机。因为现在是他全面负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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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另一边同样存在着信任的鸿沟。就在美国财政部怀疑宫泽的信誉时，日本大藏省对贝克信誉的质疑也逐渐加大。大藏省一位官员抱怨说：“他没有兑现在10月许下的诺言。我们怀疑他的可靠性。”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对美国政府的口头打压做法不满。1987年年初，在美国媒体报道未具名官员明显的口头打压政策时，日本人感觉他们完全被忽视了。贝克否认自己是“信息来源”，并努力将言论的影响最小化，但这些都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在日元–美元外交方面也有一些积极影响。如果没有1986年10月的联合公报，日本银行在1987年年初的大规模干预可能就会遭到美国货币当局的抵制，而如今是美国选择一起协调干预。在美国一边，贝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日本这张牌，尽最大努力向联邦德国施压，并将各国带向了卢浮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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