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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不仅对日本“可怜的”预算不满——首期的补充预算对经济几乎没有拉动作用，对中曾根内阁减税计划的侧重点同样不满。作为日本税收领域16年来的大动作，税收改革计划在1986年10月获得了自民党税收体制委员会的同意。计划包括针对个人和公司减税。两年内，应税收入级距数目由目前的15个减少到6个，所有级距的边际税率将调低两档。为弥补因为减税带来的收入下降，税收体制委员会同意征收5%的消费税（包括服务业在内），1988年1月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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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强调，税收改革计划将给经济增添活力，但美国政府则持怀疑态度。美国政府对消费税特别不满，认为其将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制约消费。在“强日元”已经降低出口部门增长的情况下，日本需要去提振消费。对于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官员来说，消费税看上去是抵消了降低所得税带来的刺激效应，税收改革计划的效果因此打了折扣。根据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说法，财政部内部预估，税收计划给日本带来的增长占GNP的比重不足0.1%，该官员称之为“可怜的”数字。[37]他提醒说，根据日本当下的情况，日元可能还得继续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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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在卢浮宫会议上解释说，反对党和一些自民党成员都强烈反对消费税，他认为消费税条款甚至可能无法在春天获得国会通过。一位与会者说，他也希望不能通过，同时问宫泽，如果不能通过会出现什么情况。宫泽回应说，这种情况下，政府将被迫发行政府债券以弥补收入的减少。另一位与会者评论说，这种做法更好一些，同时敦促宫泽批评那些发表了“不像财长言论”的外国同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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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泽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通常并不掩饰自己对日本紧缩预算和中曾根–大藏省联盟财政政策的批评。宫泽事实上是将国外的压力同国内的扩张主义者结合，来推动他的刺激计划。在协议后一个月，日元开始快速升值，宫泽面对着强烈的批评，但他仍努力在4月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承诺了一项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直到春季快结束时才获得通过，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卢浮宫协议中的日方承诺：“在国会通过1987财年预算后，将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推出一份综合性的经济方案，以便刺激国内需求。”这一计划后来在威尼斯峰会上提高到6万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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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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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的税收问题牵涉到基民盟–基社盟和自由民主党的联盟政治。1985年6月，科尔政府已经颁布了税收法案，在1986年降低个人所得税109亿马克、1988年降低85亿马克，同时制定了一个在1990年减税440亿马克的计划。因为科尔政府希望将政府减少的收入从440亿的降低到250亿马克，其计划通过堵住税收漏洞、提高部分消费税并减少州补贴的方式增加190亿马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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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87年1月25日大选的临近，税收问题严重影响了执政联盟内部的沟通。到他们达成共识时，德国已经拿不出能够刺激需求的有力措施了。正如一位德国官员后来说的那样：“在我们对其他国家承诺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多数票。我们不希望像中曾根或宫泽那样先承诺却又无法兑现。”[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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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美国要求更大力度减税的压力，自由民主党为进一步的改革加紧游说，特别是对高收入者（当时的税率是56%）和自由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小业主减税。前经济部部长、自由民主党经济发言人奥托·兰布斯多夫（Otto Lambsdorff）呼吁在1987年实施大规模减税。而且，自由民主党同时质疑科尔政府对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的预测，敦促更多的经济刺激政策［一位波恩官员后来就自由民主党对预测的批评表达了不满：“我要说的是，在联邦德国政府内部，是自由民主党主席马丁·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领导的经济部负责经济预测。”］，为弥补建议中的减税导致的收入缺口，自由民主党列出了可以取消的价值210亿马克的补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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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谁应该受益于减税的问题上，基督教民主联盟内存在分歧。该党的“社会翼”反对对高收入阶层减税，而是呼吁更多的免税。因担心支持降低最高税率会削弱工薪阶层选民对他们的支持（1月25日的选举中已经显示在下降），基民盟劳动部部长诺伯特·布鲁姆（Norbert Blum）和总书记海纳·盖斯勒（Heiner Geissler）公开反对降低高税率。基民盟内更保守的派别则反对减税，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增加政府赤字，导致更高的通胀水平。长期以来，财政部部长斯托尔滕贝格一直将支持税收改革同平衡预算结合。基民盟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基社盟，则对威胁要取消农业补贴的税收改革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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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税收改革，政府不仅需要在联邦议院（议会下院）获得多数支持，还要在联邦参议院（议会上院）获得多数支持。联邦参议院不会顾忌党派控制问题，可能阻碍减税，因为减税标志着州收入的减少。反对对高收入者减税的社会民主党在五个州拥有多数当选议席。[39]基民盟控制的南方环斯图加特和巴登–符腾堡的高科技带区域，强烈反对税改中的降低补贴条款。因为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科尔政府考虑，推迟到1987年夏五个州选举之后再决定如何提高收入弥补减税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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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25日的下院选举加强了自由民主党推动实施减税和税改的力量。虽然基民盟–基社盟仍然维持控制地位，但其投票权从1983年的48.8%降低到44.3%，而自由民主党的投票权则从7.0%提高到9.1%。结果是，自由民主党和其他支持提前减税和税改的派别发现，它们在选举后的政府内部博弈中有了新的影响力。这是1987年联邦德国税收政治的背景。在选举结束四周之后的卢浮宫会议上，斯托尔滕贝格同意将1990年52亿马克的减税计划“提前”到1988年。几天之后，执政联盟同意了一项于1990年生效的综合性税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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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措施后来被证明太过温和。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87年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是让人失望的1.7%。1987年10月的股市暴跌推动了刺激经济的政策，但预算赤字增加也加剧了政治压力。联邦德国制定财政政策过程的缓慢及渐进特点，持续困扰着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卢浮宫会议上，当斯托尔滕贝格试图向各国保证联邦德国经济将在4月开始发力时——“在因寒冷天气造成冬季缓慢增长之后”——他便马上遭到贝克和劳森一系列尖锐问题的攻击。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心，造成了卢浮宫会议之后整个政策协调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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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卢浮宫协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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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卢浮宫会议时，美国人和法国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和目标越来越趋于一致。美国财政部一位官员甚至用“法美联盟”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局势。的确，贝克和达曼并没有明确讨论他的参考范围概念。他们谨慎地避免造成正在贩卖目标区想法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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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的所有五国集团会议上，只要法国人提及“目标区”，贝克都是不置可否。比如，针对法国在广场会议上提出的目标区建议，贝克仅仅表示这个想法“不现实”。当巴拉迪尔在1986年9月的五国集团会议期间提及这个话题时，他重申了自己的反对立场。甚至在卢浮宫会议上，在美国人要“捞点儿什么”时，他们仍然是小心翼翼地出着牌，听而不语。他们避免用意识形态语言来界定成果，尽管他们自1985年4月（广场会议几个月前）就基于参考范围原则悄悄地研究汇率稳定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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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的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贝克和达曼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这是后来影响美国“广场行动”的一次学习经历。一位与会者回忆了美国策略的诞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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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伙都很虚伪……这里的所有人都完全反对目标（区）。当然法国人例外。他们想用具体的数字，我的意思是非常具体的目标，具体到小数点！因此我马上就明白了，要做的事情不是在思想层面去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提出一个可行的、有不同特点的操作体系，同时不断地讲我们并没有什么目标区体系，但我们以后可以重新提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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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达曼，从一开始就被目标区概念所吸引。1985年5月被邀请参加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弗雷德·伯格斯滕和约翰·威廉姆森这些目标区支持者的大本营）的一个小型午餐会时，他对目标区的强烈兴趣让其他与会者感到吃惊。不过，按照达曼的观点，他们的目标区概念太过狭窄。他说：“如果配合以更灵活的政治机制和更多的政策变量，我的确认为有更大的机会实现它（目标区）。它不仅仅是个汇率问题。”他甚至表示他们的野心还不够大，“我认为如果能从（我说的）这里开始而不是从你们考虑的角度出发，你们推进得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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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如果美国的供给学派们将其理解为走向金本位，他们会很乐意支持；他希望，如果研究所里的自由派专家们也倾向于目标区汇率稳定机制，那么美国财政部将能从左右两派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推动它。达曼对自己的雄心秘而不宣，而美国官方则仍然对目标区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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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是最早察觉到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的。一位卢浮宫会议的法国与会者，回忆起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首尔会议（广场会议两周后）期间的一个插曲，显示美国支持限定的汇率范围。在五国集团的一次讨论中，法国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贝格伯递给坐在旁边的贝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广场协议看上去是一个参考区域（reference zone）协议。贝克看了便条草草回复：不是参考区域，是参考范围。在得知美国正考虑某种参考体系后，法国人倍受鼓舞，也敢于进一步向前推进他们的想法，尽管法国人不得不猜测贝克为什么要把“区域”和“范围”分得如此清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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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库主任丹尼尔·勒贝格曾在1985年年末详细阐释了目标区体系，预期其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名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中，他首先强调，法国建议的首要目标是恢复汇率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他注意到近期关于汇率稳定的舆论环境变化，“同几个月前相比，这个建议在今天就没那么有挑衅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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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贝格提出，大国也应该就欧洲货币体系内部汇率间的“恰当水平”进行“坦诚沟通”。他就实现“最大国家”间的汇率稳定提出了一个渐进方式。首先，在汇率大幅偏离设定范围的最初始阶段分析形势。这些“范围”最初应该保密，只能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才可以公开。接下来，开始启动那些用来维系参考区域的更严格措施。这个渐进过程需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应该将机制制度化。他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过度僵化的体系，“范围”的设定可以时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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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贝格提出的临时性参考区域是中心价格两侧5%~10%，在这个区域内，“十有八九，许多理论测算将给出汇率价格……一些好的经验也应该有助于确定初始区域”[42]。他进而强调，主要问题并不是货币当局能否有效引导或应对市场波动。“那不是主要问题。过去几年的教训是，缺少轴心点，市场无法正常运行，而这正是参考区域可以提供的。”他认为市场波动和高利率也是不稳定因素，可以围绕参考区域通过“改善协调”加以控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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