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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是最早察觉到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的。一位卢浮宫会议的法国与会者，回忆起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首尔会议（广场会议两周后）期间的一个插曲，显示美国支持限定的汇率范围。在五国集团的一次讨论中，法国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贝格伯递给坐在旁边的贝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广场协议看上去是一个参考区域（reference zone）协议。贝克看了便条草草回复：不是参考区域，是参考范围。在得知美国正考虑某种参考体系后，法国人倍受鼓舞，也敢于进一步向前推进他们的想法，尽管法国人不得不猜测贝克为什么要把“区域”和“范围”分得如此清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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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库主任丹尼尔·勒贝格曾在1985年年末详细阐释了目标区体系，预期其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名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中，他首先强调，法国建议的首要目标是恢复汇率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他注意到近期关于汇率稳定的舆论环境变化，“同几个月前相比，这个建议在今天就没那么有挑衅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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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贝格提出，大国也应该就欧洲货币体系内部汇率间的“恰当水平”进行“坦诚沟通”。他就实现“最大国家”间的汇率稳定提出了一个渐进方式。首先，在汇率大幅偏离设定范围的最初始阶段分析形势。这些“范围”最初应该保密，只能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才可以公开。接下来，开始启动那些用来维系参考区域的更严格措施。这个渐进过程需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应该将机制制度化。他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过度僵化的体系，“范围”的设定可以时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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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贝格提出的临时性参考区域是中心价格两侧5%~10%，在这个区域内，“十有八九，许多理论测算将给出汇率价格……一些好的经验也应该有助于确定初始区域”[42]。他进而强调，主要问题并不是货币当局能否有效引导或应对市场波动。“那不是主要问题。过去几年的教训是，缺少轴心点，市场无法正常运行，而这正是参考区域可以提供的。”他认为市场波动和高利率也是不稳定因素，可以围绕参考区域通过“改善协调”加以控制。[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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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的国际货币会议上，勒贝格私下里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助理查尔斯·达拉拉（Charles Dallara）交换了看法[44]。美国财政部的官僚反对目标区，而达拉拉是法国人认为的“强硬派”。让勒贝格吃惊的是，达拉拉看上去接受法国人的建议，但他认为法国人应该做好准备，接受一个更实用的目标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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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很偶然地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副产品。联合主办会议的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让·米歇尔·沙尔潘（Jean MichelCharpin）向勒贝格建议，法国应该换掉目标区这个词，因为这在法语里有军国主义的含义，听起来也太刺耳。在勒贝格的建议下，法国财政部很快决定放弃使用该词，代之以没那么好斗的表达方式：参考区域。一位法国与会者在卢浮宫会议上再次坦承：“我们是非常谨慎，不使用挑衅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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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拉拉和财政部其他官员的支持下，达曼断定，作为第一步，一个可调节且仍然基于基本面而不是干预的目标区，是合理且可能的。在给贝克的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达曼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心价格两侧大约10%~15%的区间（band）”的建议，同时指出这并不是分析得出的数字。写于1985年4月的达曼备忘录，还包括一个指标机制、政策协调和干预策略，简而言之，就是贝克的财政部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所有新政策动议的要点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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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普林克尔怀疑，“广场行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目标区体系，贝克则对这种说法直接予以否认。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讨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既不支持干预行动，也不支持任何固定汇率的想法。贝克和达曼从未公开为汇率区域、范围或任何类似的体系背书。不过，将东京峰会上抛出的指标体系视为伪装的目标区体系的怀疑在增加。但广场会议和“东京峰会”之后贝克上升的声望，加上沃尔克对他的支持，事实上平息了那些更意识形态化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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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贝克一样，沃尔克也从未支持过目标区体系，特别是他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但他的一位密友证实，“他也从不是浮动汇率的狂热粉丝”。在1978年11月9日于英国的著名演讲中，沃尔克清晰地表达了他关于国际货币体制的理念，而就在演讲前几天，卡特政府刚刚宣布了一项美元拯救计划。尽管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在演讲中强调，“自由浮动汇率没有实现更独立的国内货币或其他政策的承诺，会让国内经济管理变得更复杂”，但他基本上支持“在浮动体系的大框架下开展工作的务实选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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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在涉及多个主权国家的不确定世界里，浮动汇率有两个最大的优点：它既不需要明确的国际协定，也不需要严格的维护汇率承诺”。对那些大国来说，这些优点可能仍有决定性意义。但他提醒说：“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如果听之任之，市场汇率在某一时点的波动将非常巨大，会给升值国和贬值国的增长和稳定都带来破坏。”但他并不赞同一个新的汇率体系。相反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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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采取本质上更注重平稳的共同应急计划。几个大国之间更清晰地理解哪些极端波动是可以相互容忍的、哪些是应该坚决抵制的，这在我看来更有利于国内政策的制定，也可以给国际市场带来更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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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前毕竟有这样的例子，即便是美国这个最大的国家也发现，在其国内政策因汇率极端波动而受到冲击时也得小心，很久之前的英国也经历过这个教训。同时，意识到极端波动将被抵制并逆转走势，这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从而在第一时间减少这些极端波动造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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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平稳的共同应急计划”以及“在‘抵制’其他波动时‘容忍’一些波动”的表述，可能被达曼直白地理解为目标区建议，只是沃尔克没有直接这样说。要建立参考范围机制，贝克和达曼指望着沃尔克敏感的实务直觉，并同他结盟。当然，明确支持目标区的立场，可能在政府和官僚体系内招来无数的反对者。美联储内部对于目标区体系就有怀疑，原因是其在“不断增加的政治干预可能性”面前会非常脆弱。[46]1987年晚些时候，随着股市的暴跌，反对者马上跳出来指责贝克，要求废止卢浮宫协议。[47]11月19日，斯普林克尔利用作为经合组织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的机会批评了卢浮宫协议，他在要透露给媒体的会谈总结中加进了一句预先声明：“一段时间以来，将汇率维持在不符合经济基本面水平的努力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他同时批评了“固定”汇率的想法。他的这个举动当即遭到日本经济企划厅副长官高雄赤羽（Takao Akabane）的批评，后者指出，透露斯普林克尔的预先声明将给市场造成一个印象——经济政策委员会将支持放弃卢浮宫协议。斯普林克尔随即作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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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务面临的国际困难甚至更多。联邦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在他们看来相当模糊的美国政策越来越紧张。在美国有意将汇率作为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关键变量时，他们再度认为指标体系是“披着羊皮”的目标区体系。这个担心在日本官员中间尤其强烈。不过，他们希望稳定汇率，首先是希望停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到卢浮宫会议时，他们几乎要屈从于支持范围机制或任何一种能终止日元升值的机制。这个时候，思想上对目标区的反感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在联邦德国，联邦银行对目标区的抵制最强烈，那里的官员们怀疑其实用性和有效性。他们认为政府没有权力通过设置汇率来干预货币政策的制定。联邦银行的官员更忠诚于市场机制，而不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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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国际货币体制的初始探索，是勒贝格、达曼和沃尔克在“广场行动”期间有意识地提出理念并尝试的。但他们的关注点和视角却大有不同。勒贝格的想法是法国关于目标区的主流正统代表；达曼的策略反映了美国作为债务国稳定美元的政治需要：这两国的想法是政策协调战略的支柱；沃尔克的实用主义则决定了“平稳的共同应急计划”的需要。这些观点的思想交汇共同促成了卢浮宫协议。毫无疑问，1987年年初的经济因素：美元的快速下跌和攀升的利率决定性地促使贝克达成一个稳定汇率协议，并迫使他同沃尔克一样担忧起美元的未来。由此，卢浮宫协议是临时的政治压力产物，且首先是美国的政治需要。因为其临时性，卢浮宫协议的内在弱点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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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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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卢浮宫会议上商定的范围体系的概念框架，可以得出七个结论：一、讨论的范围（range）没有被公开；二、套算汇率的中间价是基于会议前一天的汇率做出的：日元/美元是153.50，马克/美元是1.8250；三、边界和（边界之外的）区间的宽度；四、边界和区间是以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确定，而不是真实有效汇率；五、这个安排是临时性的——“直到有进一步的通知”；六、干预是以磋商为基础，而不是强制性的；七、没有明确重设范围同预定政策之间的关系。[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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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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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会议特别是五国集团星期六的讨论，是自1985年9月广场会议以来保密程度最高的。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请求那些外国同行们保守会议秘密，警告说如果内容泄露将招致难堪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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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都非常谨慎，没有透露会议上讨论的数字。毫无疑问，他们考虑到了这些信息可能造成的爆炸性影响。他们担心，市场的即时反应对这些脆弱承诺带来的考验可能大到无法承受。鉴于他们的最初努力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新机制，他们的顾虑是合理的。保密的事实恰好说明了这一操作的实验性以及与会者的承诺本质上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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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加上工作晚餐会议上达成政治共识这种非常不正式的方式，导致各成员国对协议的理解五花八门。美国和法国官员均相信，这个体系一旦建立了一段时间，相关细节就可以作为渐进制度化过程的一部分而公开。在1987年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期间，劳森透露了相关安排的核心实质，这让联邦德国和日本大为震惊，后两国怀疑劳森是在充当贝克的喉舌，也是在为进入欧洲货币体系做准备。[50]但保密有一个缺点。“记住，那只是晚餐对话。”一位有意淡化协议重要性的与会者这样评论说。另一位与会者说：“如果晚餐对话应该产生一份协议的话，那一定是达曼的总结发言。起码没有人质疑他的发言。但如果要问是不是真的达成了共识，又没有人去推动这个决定。”但其他与会者仍然认为，他们已经就概念框架和确定的范围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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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承诺严肃性看法上的差异，在1987年秋的五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表现了出来。劳森当时提出如果调整币值的时机出现，中心汇率的调整应该限制在已有的范围之内。这看上去是要努力形成范围机制。但联邦德国不支持将卢浮宫体系如此制度化。[51]一位联邦德国与会者回忆说：“我在会上听到他的话后都惊呆了。”他抱怨说：“劳森制造了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整个过程过多地关注了汇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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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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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即期汇率确定为参考范围的基准汇率是否是最佳选择存在争议。“在美国同其贸易伙伴间的外部失衡如此巨大的情况下，现行汇率并不能代表任何基本均衡汇率”，这样的质疑很合理。任何重要的汇率调整因此都不被允许。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的确提出，中心汇率选择的不恰当注定要动摇卢浮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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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卢浮宫会议上商定的水平以下确定美元的基准汇率，在政治上是否可接受。尤其是日本人是不会同意接受更高的日元汇率，联邦德国人同样也会投反对票。除此以外，这个临时程序使得他们不可能找到更能服众的“均衡汇率”。要避免无休止的讨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用现行的汇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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