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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员国认为，基准汇率将由即期汇率决定，它们将有可能会在下一次五国集团会议前操纵汇率，希望相对于其他成员国而言，本国的汇率更有利。当美国官员开始在（1987年）1月初口头打压美元时，其他国家政府纷纷质疑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贝克–宫泽协议前，美国财政部对日本大藏省“操纵”日元/美元汇率的调查说明，基准汇率是可以被操纵的。这一关键问题涉及美国对基准汇率和范围的承诺。美国政府单方面贬值美元进而在其需要的时候重设基准汇率的预期，让其贸易伙伴感到不安。当美国在10月股市暴跌后再次让美元下跌时，日本大藏省一位愤怒的高级官员评论说：“这不是重设基准汇率，那就是贬值。美国作为一个债务国，只要其债务人身份不变，只会不断地让美元贬值。”这个评论有说服力。美国在卢浮宫会议上被迫达成的汇率稳定协议的事实，并不一定阻止其进一步贬值美元。实际上，10月股市暴跌之后单方面贬值美元，加深了其贸易伙伴对美国信守卢浮宫协议诚意的担忧。对美国来说，稳定美元的需要和不断增加的贬值诱惑，是需要不断面对的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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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和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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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边界和区间的宽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的安排相比，5%的涨跌范围当然不能称之为窄幅。但可以注意到，巴拉迪尔以及德拉罗西埃和达曼各自为边界和区间提及的2.5%和5%的范围，只是勒贝格建议文件中的一半。这一设计比达曼给贝克备忘录里的建议（5%和7.5%）也要窄。当勒贝格有一次将这些更窄幅的数字放在桌子上时，五国集团的副部长之间就开始传播了，尽管并没有就其进行实质性的探讨。更窄幅的边界和区间将更像是固定汇率体系，当然它非常好地迎合了法国的立场和策略。一位法国与会者后来承认，巴拉迪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用了窄幅范围。这显然是让这个新安排像法国式目标区的政治操作。到卢浮宫会议的那个晚宴时，法国人对他们可以推销这个参考范围的想法信心满满。如果能够接受更窄的范围，那对他们来说结果就非常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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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安排，一方面缺少弹性，另一方面很可能失去可信度。因为总体而言，区间越窄，越需要经常调整。协议的发起者们当然意识到，将汇率维持在如此狭小区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清楚，将来这个区间是要重新调整的，当然仍然是秘密地调整。如果不是协议中有规则约束，他们是不会接受如此窄幅的区间的。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同意协议在下一次五国集团会议前有效，有效期仅仅不足两个月，他们预期这样一个狭窄区间在这个时间段可以维持住。换句话说，区间的狭窄也反映了协议的临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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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区间的另一个原因同政治有关。正如一位美国与会者所解释的，日本人会认为更宽的波动区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如果中心汇率确定为153.50的话，更宽的区间将会提高日元汇率的升值上限。宫泽毫不退让地坚持150（的上限）是政治因素使然。面对着日本国内要求停止日元升值的压力，宫泽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捍卫一位日本官员所称的“150日元的马其诺防线”。他担心更宽的区间将迫使日本接受更高的日元边界、更大的波动范围。不过，在缺少重点政策调整的情况下，窄幅的边界和区间显然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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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名义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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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浮宫会议的准备阶段，副部长们曾考虑过以有效汇率来确定各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一位法国与会者在工作晚宴时也曾提及过，但当即被视为“不可操作”而放弃。一位与会者解释说：“从实务操作者的角度，汇率必须且只能以名义价值确定。我们不是要去追溯历史表现，而是要为当下和未来的行动寻找一些实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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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算汇率确定得“很全面”——以美元兑其他所有四种货币的双边汇率来确定，尽管这个机制本质上基于两个汇率：日元和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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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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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基本同意在下一次五国集团会议之前，即“在六周的基础上”沿用这个区间，部分是因为其要在认定区间合理之前，看看日本和联邦德国如何实施他们承诺的财政政策。其他与会者均完全接受贝克所强调的协议的临时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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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会议以来，在临时安排的基础上，政策协调正逐步成为趋势。大多数人谨慎地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制度化。他们都非常认同，第一步是在尚处于探讨阶段的范围概念基础上逐渐形成制度化的协议。另外，鉴于联邦德国强烈反对更严格的范围机制，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选择也就是临时性的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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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强制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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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庞大外汇储备且倾向于非冲销干预的日本人，希望干预的承诺更有约束力，而德国人则极度反感将其手脚同强制性的机制捆绑在一起。德国人的警惕基于联邦银行担忧要在货币政策的控制上做出妥协，同时也基于其反对欧洲货币体系内部的界内干预。珀尔一再强调，干预不应该是强制性的，在沃尔克的支持下，他的提议成了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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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机制或“磋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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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浮宫机制”所有的内在不足中，最致命的是没有能够在汇率调整同国内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卢浮宫会议的与会者责成副部长们在威尼斯峰会前进一步具体化指标机制。不过，多亏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反对，指标体系没有将汇率调整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相结合。因为其他国家仍然认为美国还有口头打压美元的动机，这制约了其他国家对宏观政策调整做出更坚定的承诺。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解释称，他们之所以在1987年春重设日元/美元汇率区间，是因为“市场认为日本不会实现其基本面的调整，日本已经丧失了信誉”[52]。1987年4月的华盛顿会议后不久，日本大藏省一位高级官员无奈地评论说，他不能理解的是，对日本改善基本面的预期为什么在仅仅一个月内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日本的财政刺激计划很可能有效果的情况下。“当得知华盛顿重新调整了日元/美元汇率的基准时，我相当震惊，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宫泽一定比在卢浮宫时还震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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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有报道说，贝克1987年10月19日同联邦德国货币官员在法兰克福会晤时要求重设马克/美元基准汇率，但当时并没有进行。到1987年12月七国财政部部长联合宣布美元进一步贬值将产生负面效果，才实现真正重设。（一位联邦德国官员当时强调说，12月的“重设”应被视为“接受当前汇率”，而不是重设。“总而言之，那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并不意味着那是一份协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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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临时性特点，使得美国单方面重设基准汇率的行为成为可能，同时也破坏了这个机制。卢浮宫会议上，各国同意在汇率达到5%的波动区间时将就政策调整进行磋商，但并没有就如何磋商明确可操作的措施。巴拉迪尔后来说：“卢浮宫协议是一个好协议，但从没有被完整执行。谁执行什么、如何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都没有深入地探讨，也没有决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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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诸多的技术困难，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谁赢了以及以谁为代价？尽管法国人想保持低调，但不可否认的是，卢浮宫会议是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得力干将巴拉迪尔的一次成功的政治秀。当然，虽然没有人说他们的提议看上去像是目标区，但法国人没有浪费任何一次这样描述它的机会。其他的与会者，尤其是联邦德国和英国，对这一想法非常敏感，同时拒绝接受这一协议作为新体系。另外，一位欧洲与会者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宣称那是一场外交胜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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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问及卢浮宫协议失败的原因时，一位美联储官员的回答是，“贝克手里没有足够的筹码”。他指的是财政政策协调的失败，以及贝克无法就总统和国会未来的行动做任何承诺。无法协调财政政策从一开始就给“广场行动”投下了阴影。对卢浮宫协议同样如此。尽管日本最终实施了财政政策调整，但美国和联邦德国并没有跟进。贝克削减美国预算赤字的承诺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财政政策。债券市场的不安导致价格在卢浮宫会议两个月后开始下跌。到1987年秋，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恐慌出逃，他们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下降，股市暴跌。对美国预算赤字不断增加的担忧，又制约了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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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卢浮宫协议中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维护“范围机制”。在公报中，只有日本表示其央行将降低贴现率。联邦德国只是保证“货币政策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旨在改善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美国货币政策将“符合经济可持续、无通胀的扩张要求”——一个熟悉的不作为和无方向的同义词。“看看卢浮宫公报，你永远也找不到‘货币政策协调’，永远！”欧洲的一位中央银行官员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打算协调货币政策，以获得他们称之为目标的相对稳定的汇率。”[57]美联储一位官员认同这一分析：“我们在卢浮宫会议上没有就改变货币政策做任何承诺。我们在4—5月的危机时期开始认真考虑捍卫美元的问题，但不是在卢浮宫会议上。”[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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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浮宫会议上，珀尔甚至比在广场会议时更坚定地坚持，货币政策操作，尤其是就干预的战术范围进行的日间磋商，应该交由中央银行负责。德拉罗西埃甚至是劳森都支持珀尔。贝克的态度是，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率应该低于美国的利率，各中央银行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合作和联合干预来维系议定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克在交流过程中保持沉默。沃尔克“明显是不想动摇美国的立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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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以往的五国集团会议，卢浮宫会议上，央行官员们没有讨论他们将如何利用货币政策支持已做出的承诺。相应地，他们也没有明确在需要时如何执行货币政策，以便在约定的范围内维系汇率。这被留给4月底美国和日本货币当局临时的短期利率操作来解决，部分是为便于向日本投资者拍卖美国国债。但那是一次短命的操作。日本银行在美联储于1987年9月提高其贴现率之后也提高了利率，从而抵消了前述操作。卢浮宫会议之后一直担心干预操作将可能引爆通胀的联邦银行，早已经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协调在实施“范围机制”时的缺位，使得卢浮宫协议在市场攻击（最终的动荡极点是10月的股市暴跌）面前显得脆弱不堪。里根政府一位官员后来这样批评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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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有一段时间利用它（货币政策维护汇率稳定），接着他们开始提高利率，这对维系汇率范围来说是起反作用的，除非美国提高利率并保持住利差。美国和日本在卢浮宫会议之后非常成功地协调了货币政策。但联邦银行因为国内因素决定开始提高利率。我们需要让它们知道，这是有悖于卢浮宫会议精神的，美国不准备跟随它们的行动，因为那样做将可能给美国带来衰退风险。[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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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12月的七国集团公告之前，巴拉迪尔一直坚持汇率稳定有赖于更坚定的货币政策协调，但七国集团找不到一个可接受的协调方案。卢浮宫会议的“范围协议”就成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不作为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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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ew York Times，23 Februar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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