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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此间的成果没有达到那些更积极的政策协调支持者的预期。“广场行动”的批评者指出了很多的不足，主要有五项。批评者最频繁提及的是所谓的“政策协调‘就是个公关宣传’”。按照这个观点，“广场行动”与以前的那些努力差不多，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就存在的五国集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意。说广场会议在政策协调方面翻开了新的一页会造成误导，因为它没有创新也没有实质性内容。第二个批评是，“广场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时间。根据这一观点，其仅有的成功就是拖延了美国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力量，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成果。第三个批评是，“广场行动”基本上是美国政府掩盖“里根奇迹”失败的一次努力。国际协调被用于掩饰执政上的失败，在五国之间推卸外部失衡的责任。第四个批评是，“通往地狱之路是铺满善意的”。换句话说，尽管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的初衷是好的，但“广场行动”真正带来的后果却比没有动作更糟，原因在于制定了一些不利的政策。最后，一些批评者断言，广场会议本身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它，美元早已经开始贬值了，因此不需要再推一把。如果它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起了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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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五国集团“广场行动”是宣传噱头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被参与者自身的行动坐实。政治家们倾向于就政策公告大肆宣传，而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职业官僚们则不愿意成为公众焦点，因此拒绝公开政策制定过程。如果听说五国集团广场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职业官僚会感到耻辱，因为他们此前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参与五国集团的政策协调。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拓·珀尔就强调了这一点：“不依托那些著名的机构和组织，也会有有效的经济和货币合作，这在1985年纽约广场饭店的会议很久之前就是这样。而今广场饭店似乎变成了合作的同义词了。”[11]珀尔并没有隐藏他对秘密的“图书馆集团”——当下五国集团的前身（由乔治·舒尔茨、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德斯坦于1973年在白宫发起）——“美好旧时光”近乎怀旧般的留恋。珀尔说：“回想起来，在我看来，那些会议的非正式特点……非常有利于集团内部坦诚交换意见，也因此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保罗·沃尔克与他这位同行一样，对于发布公报及对所有五国集团会议都有过高预期的心态感到不自在。就在卢浮宫会议前的1987年2月19日国会听证会上，沃尔克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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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不必召开紧急会议……我不想看到那些会议最近那种兴师动众的样子……我认为那种“没有一系列具体决定就不开会”的想法是个大错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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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个看法在财政部副部长中产生强烈共鸣，他们此前习惯于主导会议、把握节奏。不过，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贝克和达曼带头将五国集团变成了一个政治性论坛。但这并不表明这一做法就“仅仅是广告宣传”。实际上，如果其发挥的作用被认可，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关于公开性的批评就消失了。宣传可以被用于实现这些目标。前述过程中，公告给了市场强烈的信号，同时相当于向美国公民保证，政府确实在为贸易问题“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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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只是公关宣传的问题，更是一个在制度安排时角力政治动机的问题。只要涉及改变政治规则、调整制度流程，问题的焦点就是权威再分配过程中谁赢谁输。宣传曝光提高了对改变的关注，可能增加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尽管对公关宣传的强调似乎掩盖了实质，并让宣传本身成为焦点，但千万不能忽视最初推动进程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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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五国政府此间有一个共同利益诉求：抵制美国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势力，也就是在“争取时间”。不可否认，因高估的美元和快速增长的美国贸易逆差而加剧的保护主义压力无处不在，应对这一压力是广场会议发起干预行动的主要动因。因此，维护自由贸易不应该仅仅看作是争取时间的战术，其自身就是目标。另外，因缓解贸易争端需要而达成的协议，带来了货币政策上的更多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广场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成功的战役。但它后续衍生的内容就更多了：货币政策协调、一个指标机制和一个参考范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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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当然意在争取时间，因为大选正在临近。政府一位前高级官员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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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贝克是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是只关注连任竞选不关注政策的。贝克是在为下一次的国会选举争取时间。到1987年春为止，他的确赢得了时间。广场协议就发挥了这个作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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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贝克优先考虑国内政治事务，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广场行动”不只是一个争取时间的策略。至少从美国的角度，它是一次对抗国会里的保护主义的行动（短期策略）、通过刺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内需求维持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中期策略）、缓解美国的偿债负担的行动（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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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协调的另一个更严厉批评，是强调里根政府眼下的难题——预算赤字，一个持续困扰五国集团的问题。根据这一观点，政策协调不是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五国集团各国“掩盖”了问题，让人感觉需要处理的是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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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们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和所有与会者都知道，美国的政策或者“非政策问题”是严重国际失衡的根源。但美国却不断敦促联邦德国和日本刺激其本国经济，去解决实质上是一个美国问题的问题。在认识到失衡首先缘于美国后，贝克用于向联邦德国和日本施压的“积极的双边主义”，在那两个国家招致了不满甚至怨恨。另一方面，尽管政策协调的方法各异，但的确产生了积极的成果。美国的预算赤字最终在1987财年降低了700亿美元。考虑到里根在预算和财政政策上的坚持，美元的贬值政策与其说是掩饰，不如说是务实，而且对那些寻求解决失衡问题的人来说，可能是唯一可用的工具。从贝克和达曼的努力中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将美元贬值仅仅看作是政策改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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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述批评密切相关的说法是，尽管与会者的意愿原本可能是好的，但最终却演变成不利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批评“广场行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涉及了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与会者是否选择了恰当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他们的合理目标要留待未来分析。但必须注意到，政策制定只能通过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程序来完成。如何实现这个过程，将决定具体决策的方式以及接下来如何选择“恰当的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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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五国集团广场行动实际上可有可无”的观点，是在质疑政策协调支持者们的重要前提。“可有可无”的判断并没有终结于广场会议，对于卢浮宫会议，此类看法同样存在，可能会被表述为“如果不需要广场协议，那可能也不需要卢浮宫协议”，一位欧洲的中央银行家就是这样认为的。[14]马丁·菲尔德斯坦就断言，政策协调没什么大用处，“我认为广场会议没发生什么事。因此从我的角度判断，整件事就是一个错误”。[15]在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里，他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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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那次五国集团会议（指广场协议）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但我相信关于其在贬值美元过程中的重要性被严重夸大了。无疑，它的确引发了日本货币政策的临时拐点；日本政府为了提升日元汇率提高了国内利率，以便预先阻止对美国国会中正在升温的反日保护主义立法的支持。但对联邦德国和五国集团其他国家而言，广场会议实质上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连日本的货币政策调整也很快被放弃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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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的一些官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位德国高级官员就非常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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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广场行动”视为技术性设计，实际上可以说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早就有了“广场行动”。美元正在逐步走低。不需要广场协议做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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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欧洲官员则用牛仔做隐喻，这也很合理，因为只要财政部的头儿是个强势的家伙（不管是那个康纳利还是这个贝克，碰巧都来自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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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的时候，牛仔是不会带上枪也不会射击的，因为他知道那会引起踩踏……牛群正朝正确的方向移动。贝克把牛仔们召集到宾馆开会并开了枪（还有一些日本的爆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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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广场行动”来让“牛群朝正确的方向移动”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没有汇率政策协调来实现汇率调整，“踩踏”可能就发生了。起码有一些与会者，主要是央行官员们，在广场会议上支持这项操作措施。他们认为，因为美元已经处于下跌通道，宣布这项有计划的干预可能预防危险的自由落体式下跌，甚或是免除干预的必要，因为市场将肯定会对公告做出反应。珀尔在广场会议上建议与会者，如果美元下跌得太快或幅度太大的话，应该做好进行反向干预的准备。他的态度正反映了这种判断。他们那种让美元下跌“可控”且“有序”的期盼，在秘密的“无纸化内容”和广场会议后的公报中都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包括一位惯于发表批评意见的联邦银行官员，现在也认为美元此时的下跌是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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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费尔德斯坦这样的一些批评者，喜欢在事后预测市场方向。但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就提出疑问，这些批评家能否在1985年夏天就预测到美元的走势。正如第一章里记录的那样，美元在仲夏时有一次反弹，甚至在广场会议之后，美元的上行压力常常是消解了共同干预的效果且并没有轻易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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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平地讲，对于“广场行动”的所有批评涉及一些零碎的事实，但都无伤大雅。尽管其尝试利用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所称的“金融市场和媒体市场”将公告效应最大化，但“广场行动”不是简单的整容术。它也不只是一次争取时间的努力，即便应对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势力需要时间，避免因五国集团各国增长和国内需求乏力导致的世界衰退可能也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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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广场行动”是美国政府避免尴尬地宣布“里根经济学”失败的方式。但贝克–达曼团队承认预算赤字的严重性，同时公开承诺削减赤字。而且，美国在其全球经济体系主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要求其贸易伙伴承担调整责任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必须寻找新的能促进更广泛协调的政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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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策协调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结合。无论市场力量有多么强大，市场自身是无法决定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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