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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五国集团广场行动实际上可有可无”的观点，是在质疑政策协调支持者们的重要前提。“可有可无”的判断并没有终结于广场会议，对于卢浮宫会议，此类看法同样存在，可能会被表述为“如果不需要广场协议，那可能也不需要卢浮宫协议”，一位欧洲的中央银行家就是这样认为的。[14]马丁·菲尔德斯坦就断言，政策协调没什么大用处，“我认为广场会议没发生什么事。因此从我的角度判断，整件事就是一个错误”。[15]在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里，他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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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那次五国集团会议（指广场协议）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但我相信关于其在贬值美元过程中的重要性被严重夸大了。无疑，它的确引发了日本货币政策的临时拐点；日本政府为了提升日元汇率提高了国内利率，以便预先阻止对美国国会中正在升温的反日保护主义立法的支持。但对联邦德国和五国集团其他国家而言，广场会议实质上是可有可无的，甚至连日本的货币政策调整也很快被放弃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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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的一些官员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位德国高级官员就非常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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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广场行动”视为技术性设计，实际上可以说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们早就有了“广场行动”。美元正在逐步走低。不需要广场协议做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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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欧洲官员则用牛仔做隐喻，这也很合理，因为只要财政部的头儿是个强势的家伙（不管是那个康纳利还是这个贝克，碰巧都来自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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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的时候，牛仔是不会带上枪也不会射击的，因为他知道那会引起踩踏……牛群正朝正确的方向移动。贝克把牛仔们召集到宾馆开会并开了枪（还有一些日本的爆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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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广场行动”来让“牛群朝正确的方向移动”是有争议的。但如果没有汇率政策协调来实现汇率调整，“踩踏”可能就发生了。起码有一些与会者，主要是央行官员们，在广场会议上支持这项操作措施。他们认为，因为美元已经处于下跌通道，宣布这项有计划的干预可能预防危险的自由落体式下跌，甚或是免除干预的必要，因为市场将肯定会对公告做出反应。珀尔在广场会议上建议与会者，如果美元下跌得太快或幅度太大的话，应该做好进行反向干预的准备。他的态度正反映了这种判断。他们那种让美元下跌“可控”且“有序”的期盼，在秘密的“无纸化内容”和广场会议后的公报中都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包括一位惯于发表批评意见的联邦银行官员，现在也认为美元此时的下跌是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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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费尔德斯坦这样的一些批评者，喜欢在事后预测市场方向。但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就提出疑问，这些批评家能否在1985年夏天就预测到美元的走势。正如第一章里记录的那样，美元在仲夏时有一次反弹，甚至在广场会议之后，美元的上行压力常常是消解了共同干预的效果且并没有轻易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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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平地讲，对于“广场行动”的所有批评涉及一些零碎的事实，但都无伤大雅。尽管其尝试利用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所称的“金融市场和媒体市场”将公告效应最大化，但“广场行动”不是简单的整容术。它也不只是一次争取时间的努力，即便应对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势力需要时间，避免因五国集团各国增长和国内需求乏力导致的世界衰退可能也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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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广场行动”是美国政府避免尴尬地宣布“里根经济学”失败的方式。但贝克–达曼团队承认预算赤字的严重性，同时公开承诺削减赤字。而且，美国在其全球经济体系主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要求其贸易伙伴承担调整责任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必须寻找新的能促进更广泛协调的政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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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策协调要取得成功，必须有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结合。无论市场力量有多么强大，市场自身是无法决定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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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政策协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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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策协调的所有重要评估，都必须考虑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加过程中，宏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经历浮动汇率后对新国际货币体制的探索以及美国霸权衰落导致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而且，考虑到主要经济大国需要继续进行政策协调，“政策协调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现这些目标？”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但在探究细节之前，有必要明确政策协调的概念。什么构成了政策协调？政策协调同政策合作、政策磋商以及政策趋同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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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联储前理事亨利·沃利奇（Henry Wallich）的说法，“合作”包括一系列的安排，在这些安排中，协调在一端，磋商在另一端。磋商涉及的承诺程度比较低，通常仅以信息交流为标志，而协调要求在政府层面更多的承诺，通常发生在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压力及他们政策的影响更敏感的情况下。趋同描述了各国政策和经济表现越来越接近的过程。应该注意到，有效的政策协调可能导致趋同，也可能导致不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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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协调的主旨和过程两个方面，得出评价“广场行动”的标准。政策协调的主旨应该根据三个标准来评估：一、是否促进了非通胀状态下的增长及可持续的经常账户平衡；二、是否开放并实行自由贸易；三、是否加强了联合管理。关于政策协调的主旨，可以说“广场行动”没有解决三个拖延问题：削减美国预算赤字上的拖延、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的拖延，以及联邦德国和日本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的拖延。但自1987年中开始，这三项拖延已经被部分纠正。美国预算赤字在1987年降低了700亿美元；日本的国内经济开始扩张，制成品进口开始加速增加，外部失衡因此明显改善。不过，要判断美国的外部失衡是否已经改善到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还为时尚早。关于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化问题，应该指出，“广场行动”成功地遏制了美国的保护主义力量。现在人们寄予希望的是，日本“内生增长”的新方向及作为“超级进口大国”对振兴世界贸易体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联邦德国国内需求扩张缓慢且缺少推动更开放贸易体系的有力举措，仍然是个不利因素。不过，尽管在经济政策调整中有一些制约，但美国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联合管理仍得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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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过程可以依据四个标准来分析：一、在分析型议题上是否取得了广泛共识，或者处理这些议题是否有更实用的手段（思想）；二、政策协调是否对市场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带来了更有效的管理（市场）；三、是否在所涉及或对国际协调过程感兴趣的国内合法团体间加强了共识，或是在机构和利益群体中提高了促进跨国合作的认可度（政治）；四、协调过程发展成为可信赖体制的程度（体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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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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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性议题上取得共识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环境和合作意愿而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对理论的各种新解释可谓百花齐放，坚持供给侧和货币主义政策的保守政府的出现就是证明，这部分是为了应对如滞涨和利率大起大落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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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以及对挑战性理论缺乏普遍认同，使得政策制定者在一个理论基础上进行对话更加困难。最激烈的争论缘于对汇率决定因素理解上的理论分歧。争论波及范围之广让理查德·库珀这样的国际经济学者相信，“在确定决定汇率的分析或理论框架并重建新理论共识之前，不可能决定各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也无法决定这些汇率如何实现”。库珀甚至指出：“经济学家们目前的建设性建议模糊、混乱，这是政策有效协调最重要实际上也是决定性的障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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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汇率政策协议并不是经济政策或运行趋同的充分条件。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产生跨国效应，而国内经济政策制定也免不了争论。比如，“需求管理”要求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而货币主义者提出，在中长期内，需求管理对如失业率和收入这些真实变量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便是在短期内，对这些指标变量的影响也不大。因此，政府应该放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只盯住价格稳定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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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主义有限的手段并没有达到其支持者的预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错之后，中央银行家们发现，仅仅严格拘泥于固定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并不能降低通胀预期，也抑制不了通货膨胀。他们还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汇率的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法实现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对货币需求变化更加不确定且更不易预测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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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货币政策上出现的共识（或者更准确地说，针对货币政策不能做什么的共识）相反，对财政政策的看法则存在分歧。在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中，关于财政政策的政治争论目前有三个思想流派，可以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和反凯恩斯财政政策。毫无疑问，关于财政政策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非常大，这使得即便是计划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也难以实现。[22]但不应夸大分析或思想框架上的差异对合作的阻碍程度。经济信条间的分歧经常掩盖了利益冲突，而在利益冲突解决之后，那些分歧往往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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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条间的分歧也有可能在掩盖了利益冲突的同时促成合作。比如，对美国以外的大多数五国集团政策制定者来说，不同的理论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得出美国预算赤字是问题根源的结论。国际共识既不是国际协调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美国需要降低预算赤字的共识，是协调的一个非充分条件。抛开共识问题，思想观念会是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关键决定因素，这在美国的汇率和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即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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