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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系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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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协调涉及的变量因素中，汇率可能最清晰地反映了国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政策协调以管理市场力量为假设前提。这样，政策协调是自由浮动汇率机制对立面的判断，首先就在市场上面临着汇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检验。保罗·沃尔克点出了市场和政策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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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场开始相信汇率稳定本身并不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出现汇率滚雪球般地加大波动幅度且同近期的国际收支前景和国内物价走势远远不符的情况，我们就不该感到惊讶。这个时候，自由浮动的汇率，而不是货币当局对国内货币或其他政策的承诺，将使得国内经济管理变得极为复杂。[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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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在市场上取得理想的效果，同时也为了管理市场趋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必须相互配合并有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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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国际政策协调的范围和程度在现实中是有限的，因为其受制于国内政策制定过程。通常认为，就单个国家而言，其政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因此，在考虑国际经济的需要之前，政策制定者会先行考虑对本国经济有利的方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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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存度逐渐提高，可能放大了政策在国家间的交叉影响，以及对本国经济的反作用。比如，日本大藏省理论家黑田春彦（Haruhiko Kuroda）就因为强调政策的交叉影响认同政策协调的价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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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总体上实现正和结果，就要认识到一国政策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比如，减少美国贸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径，可能是在美国引发一次衰退；类似地，任由高通胀发展可能带来预算赤字的降低。显然，这些举措长远而言对美国是否有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为这类政策一定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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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那些描述军事平衡的类似措辞被拿来表述国家之间经济力量的变化，但同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军事战略决策相比，制定国际经济政策还是有更多腾挪空间的。密切交织的经济利益和条条通往罗马的途径，让各国共同造就了一体化的世界经济，这增加了正和结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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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对各国经济走向应该有可预期的效果，而且必须在政策间协调一致，以便产生总体的正和效果。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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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联系、压力和创建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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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成员国“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强化国内的合理利益，与此同时，在国内政治过程中强调国际视野”[26]。这类微妙的外交关系要求操作者高超的管理技巧，必须充分利用所有能够推动这一目标的政治诱因。协调经济政策的所有尝试，都要求触发因素要足够强大，压制住一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诱因。制约因素同样需要足够强大，使得违约成本看上去要高于从协调上获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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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国内力量支持国际合作、对政策调整适时制造可控的压力以及为政策协调创建国际联盟，是三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广场行动”的筹划者就提前注意到建立联系、制造压力的必要性。贝克强调：“如果体系发挥作用，参与者在制定其国内经济政策时将主动考虑外部因素。”[27]任何单一国家能够将其经济政策同其他国家政策进行协调的程度，无疑依赖于该国评估其国内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影响的能力或意愿。指标机制实际上意在让这个（评估）过程便利化，并将其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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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政策协调的一个选择是借助于国家间创建的联盟。如果一国的国内计划是一项更宏大的国际协调努力的一部分，该国政府会让这个计划更有利于国内政治利益，有些时候的确如此。而且，各国政府历史上还利用国际因素转移大众对国内政治的注意力。这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比如，1936年9月26日的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就被法国人民阵线用来转移对法郎贬值的注意力。通过强调国际货币稳定，人民阵线政府“掩盖了在实现经济复苏和维持法郎稳定上的失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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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信心、机制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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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必须基于制度化且被其参与者认为可信赖的工作程序。另外，应该支持将最初的临时安排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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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这样定义经济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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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调整各国政策从而减少一国或多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福利带来负面影响（或加强正面影响）、各国政策因此不同于那些原本仅仅立足本国或自给自足式决策的政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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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合作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信条矛盾，该学派将国际舞台视为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舞台上的各国寻求提升本国的权力和威望：公共品供应不足，公害却供应过剩，充斥着大量的搭便车者。[30]基于这样的假设，政策制定者迫于持续的压力而食言或违背承诺。理论上，主动背离承诺可以区别于非主动的做法，尽管在现实中有时难以区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两种背信弃义的差异，“取决于承诺的公开性和严肃性、可证实性、缔约方之间的交往频率、它们在其他交易上的价值以及其他参与者的数量”[31]。互信是所有可信赖过程的关键。首先，背信的可能性及性质取决于成员特点及各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其次，依赖于组织结构对有效执行机制产生的制约；再次，取决于责任分担；最后，依赖于各成员国对协议严肃性和约束力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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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背信，必须设计某种机制解决“谈判成本……还有监督所有达成协议的费用”问题。[32]谈判过程会产生费用，这些费用通常会根据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国内机构间关系不成比例地分摊。经济决策导致的外部性，造成每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搭其他国家便车”并在谈判立场上做手脚的动机。免费搭便车者或占便宜的搭便车者，会在不承担相应行动责任的情况下受益于其他国家政策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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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原始的规范方式是通过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利用各国希望维持一定声望的事实实施相应的监督。在参与者人数不多且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同伴压力效果最好。通常，一个小集团的参与者间更容易达成共识，还因为“多数”可以更有效地对“少数”施压——少数可能只是一个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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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同伴压力发挥重要作用的论坛。在五国集团内，有限的参与者数量使得没有人能够免于其他与会者针对个人的直接批评，这给每个成员国都增加了压力。而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机构设置又通过增加背信的可能性而可能制约协调努力。因此，任何可信的机制都必须将均衡的责任分担同各成员的真诚承诺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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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要持久有效，就必须积累临时协调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效果并转化成为持久结构。与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这种正常的体系相比，在浮动汇率协议造成的这种“无体系”中，协调协议的规范形式是不同的。“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下充斥着争吵和特例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很明显）让背信的诱因成倍地增加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肮脏浮动”和80年代的“自愿”约束协议就是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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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运行的过程代替了正式的规则约束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参与者必须持续管理政策协调程序，那么成本通常要比由一个打击背信的永久监督体系明确并执行规则时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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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努力成功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体制，才能使得政策协调长期有效。协调要想成功，过程中必须要有愿景，且要将为该国际经济体制搭建结构作为目标方向。当然，要保持稳定，任何新的体制都应该反映经济和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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