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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将机制建设元素纳入了协调过程。广场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将央行行长们拉进协调过程的努力，为共同磋商创造了一个通路。1986年5月的东京峰会设立了七国财政部部长论坛，以便将最高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愿、权威同政策协调相结合。卢浮宫会议上的参考范围概念，被用于“围绕近期水平”稳定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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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因素降低了建立机制的进度。首先，俱乐部的成员身份问题。这涉及国际政治问题。其次，对于建立新机制，国内政治和机构反对力量很大。再次，机制中调整责任的分派及统合带来了棘手的问题。最后，各国对于所采用机制的承诺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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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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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五国集团的“广场行动”就是由俱乐部兼容并包的政治动力所推动。两国集团（美国和日本）、三国集团（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甚至是一国集团（美国自身）的一系列操作，在政策协调过程中影响着参与国的行为。在这些关系紧密的俱乐部中，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被冷落。尽管“广场行动”之后，美国的行事风格仍像是其一国就能决定游戏规则，比如，在1986年夏独自降低贴现率并单方面贬值美元，但单边的手段已经难以发挥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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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的财政部实施两国集团策略，目的是诱使联邦德国跟随配合。日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满足了其在国际舞台上更重要存在感的强烈渴望。最终，作为两国集团对联邦德国非直接压力的结果，最初由两国集团达成的交易——刺激政策换取汇率稳定——成为卢浮宫协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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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同样有负面效应。两国集团作为日本牌的时间很短，实际上完全由美国人控制并用来向日本人提要求，而这些要求明显有悖于1986年10月贝克稳定汇率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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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积极的双边主义压力下，日本和联邦德国之间出现了角力甚至是怀疑。对美日合谋的印象阻碍了联邦德国实施政策协调（斯托尔滕贝格说，高调的两国集团是纠正失衡的恰当选择，第七章里有记录）。这使得欧洲要求日元升值幅度要不同于欧洲货币的呼声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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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不愿意挑战两国集团也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联邦德国因为其在欧洲共同体内部的领导身份而提升了地位，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其谈判地位就低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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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6年年中以来，五国集团就开始关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Cs）的问题。在卢浮宫协议及随后的公告里，新兴工业国家被视为抵制外部失衡调整的元凶。由于不满于调整步伐的缓慢，五国集团成员国需要找到外部替罪羊，尽管新兴工业国家确实对这个俱乐部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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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似乎是促进政策调整的合适论坛。但它有两个在货币政策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各国汇率问题上）形成竞争的机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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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政治和机构设置上的差异，让政策协调变得复杂（见第三、四、五章）。日本和联邦德国没有掩饰它们对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特别是其减少预算赤字的承诺）的怀疑，因为大家都清楚，预算立法是国会而不是行政部门的权限。正是这个原因，《葛兰姆法案修正案》获得了其他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美国的预算问题看上去要取得进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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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联储同行政部门（白宫和财政部部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广场行动”可以看作是行政部门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同政策协调动议更紧密联系的一次努力，这在广场会议时的“无纸面记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见第一章）。但矛盾的是，共识的出现阻止了政府部门利用美国那个传统的政治做法——将美联储作为替罪羊。[46]里根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抨击美联储”几乎成为常态，但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就消失了。在被问及新一届政府同美联储的关系时，贝克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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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一条双向车道。如果美联储有权利批评财政政策，而政府部门在经过私下且合作性的努力后美联储仍有不同意见，那么政府部门应该有相应的权利批评货币政策。但不应该将此自动地标签为抨击美联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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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抨击美联储是贝克和沃尔克之间的一种休战。贝克承认其“广场行动”的成功需要沃尔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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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德国，去中心化的决策机构和联邦银行毫无争议的独立性，增加了政策协调的制约因素。尽管不只是德国中央银行拒绝将货币政策屈从于外部因素，但联邦银行无疑是最强烈坚持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过，如果需要，波恩和法兰克福的官员们，还是通过解决成员国面临的马克汇率调整和降低利率压力，来展示他们保持欧洲货币体系平稳运行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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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结构性的弱势领导力，自下而上的决策体系、国内主义者凌驾于国际主义者之上、自民党的派阀政治、组织化的官僚地盘争夺战以及无效的首相府，均严重拖累了政策协调的步伐。不过，一些组合因素（外国压力、通产省和外务省的游说、宫泽的政治安排以及中曾根的峰会策略），使得日本能够推出6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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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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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建立过程中，最关键的冲突是如何在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分派调整责任。指标体系的核心问题也在于此。因为有过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沃尔克”计划经验，根据东京峰会上的最新方案，美国试图利用指标机制将调整的责任从逆差国家转移到顺差国家，这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做法正好相反。“如果你迫使逆差国家承担主要责任，通货紧缩趋势就会内嵌进体系”的言论，再次由美国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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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行动同样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论，很大程度上缘于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在责任分担上的互相猜忌。一方都认为另一方的干预力度不足。德国官员坚持认为美元的跌势在198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而不是因为广场会议，联邦银行则早已经承担了不当比例的责任。美国和日本均认为广场协议是调整的起点，两国都不接受联邦德国的说法，即因为联邦银行在保持欧洲货币体系内汇率稳定时发挥独特作用，所以欧洲货币体系国家的干预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有一些人将干预称作责任分担，则是用词不当，因为其货币当局有时能在干预过程中取得收益。一位五国集团会议的欧洲常客评论说：“说分担责任，你是什么意思？如果操作有效，我们都能从干预中赚到钱。”作为干预行动的一部分，广场会议之后，美国之外一些央行进场卖出美元的确赚到了钱。因此，干预并不是像一些人声称的那样必定是零和游戏。总之，作为所有政策协调机制可行性关键的责任分担并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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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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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协定：广场会议上的“无纸面记录”和卢浮宫会议上的参考范围方案。但两种情况下，成员国之间的承诺程度却是不同的。美国公开认定其为完整协议，而联邦德国就没有那么明确。第一章和第八章里提到，考虑到相关谈判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不规范方式，将这些内容视为国际协议存在困难。德国官员断言，他们不会将自己束缚于任何义务中，而日本当局则相信相同的承诺更具有约束力。相对于广场会议或卢浮宫会议之后干预行动的影响，联邦德国更重视“给市场‘发信号’和市场走势”的价值。一些与会者甚至在广场会议期间质疑“无纸面记录”的合法性。正如一位日本人后来承认的那样，因为德国人的反对，他个人并不确定干预协议到底有多大的约束力（见第一章）。此前已经提及，缺乏正式形式同样也是卢浮宫协议过程的特点。在这一方面，“广场行动”同此前五国集团协议的临时程序没有本质区别。就像大场智满说的那样：“在没有机构记忆的环境中，要基于时间跨度建立付出–索取式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不仅‘索取’不回你的付出，而且一旦你付出了，你可能是以下次付出的更多而告终。”[48]操作的规则足够宽松，以便让所有的与会者酌情解读。另外，协议安排的隐秘性使得核查变得几乎不可能，各国的信誉因此变得可疑。这个时候，市场就只能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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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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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广场行动”的重点是其对建立国际体制的意义。最核心的问题是，卢浮宫协议是否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制，抑或它是否会自己崩塌。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债务，同时依赖大规模的外国资本流入，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将迫使美国在未来几年对美元汇率的稳定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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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甚至是财政政策的制定将更敏感于汇率因素。浮动汇率制无体系的失败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意料之外的存续，将鼓励那些支持卢浮宫协议的努力。而且，此前官员圈子中间很多浮动汇率追随者，已经悄悄转变了他们的立场。美联储的一位理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透露自己变成了一个“肮脏、肮脏的浮动者”，听上去像是对他从“纯粹的浮动者”[49]的转变仍怀有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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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即先降低失衡，再建立体制）逐渐在“广场行动”的参与者中获得了支持。不管动机如何，尼格尔·劳森令人惊讶地转向管理浮动哲学最具有戏剧性。但立场的微妙变化早已经在五国集团的货币当局中进行了。一位日本与会者说，可能是别无所择，只能在试错的基础上在一段时间内施行灵活且可变动的参考范围体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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