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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位常常持怀疑态度的联邦德国官员也认为，五国集团可能将在无意中建立新体系。“我们正处于新体系的准备阶段。我不确定。不，我是绝不愿意去探讨一个新体系的，但我不确定。”这个官员认为1987年12月23的公告意味着第三个阶段，同意美元（在“广场行动”的软着陆和卢浮宫会议的参考范围之后）不应该再跌下去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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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银行家和投资者，以及日本货币当局在汇率问题上的相机抉择权逐渐削弱（缘于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日本对提高全球货币体系的管理和稳定的兴趣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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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阐明的那样，卢浮宫协议无疑是脆弱的。没有能够将汇率调整（通过卢浮宫会议上的参考范围）同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挂钩是其致命的弱点。除此之外，美国的单边主义并没有完全让位于协调。在本书记录的时间段里，美国政府单方面贬值美元的诱惑并没有消失，而且在未来还将存在。但像一些人那样去宣布卢浮宫协议已经死亡还为时尚早。卢浮宫协议作为其一部分的进程仍在演化，并将继续存在，因为五国集团并没有其他手段来解决失衡和汇率不稳定问题。促使卢浮宫协议汇率稳定机制逐渐制度化，将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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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立结构化货币体制（明确规定并严格遵守体制内的游戏规则）的改革进程制度化，是一项有待实现的艰巨任务。设想能有效执行规则的超国家监督体系是幼稚且不现实的，但正如弗雷德·伯格斯滕指出的那样：“除非国际体系对国内政策有重大影响并使得国内政策更有国际兼容性且可持续，否则国际体系就名不副实。”[52]尽管“广场行动”为体制建设提供了动力，但本质上这次行动仍只是一次临时调整过程。关于这一点，应该记住，无法在重置（调整）参考范围和宏观政策调整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制约了卢浮宫协议的效力。美国积极推动指标机制的努力，并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卢浮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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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初提出指标概念时，期望其能发展成为更自动的体系。改革因此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构。提出这项建议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意，这个机制要完全发展起来需要时间。五国集团里的其他参与者也认识到，其发展成为能够处理国家调整问题的体制的可能性，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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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中，对指标机制的强烈抵制在五国集团中（特别是来自日本、联邦德国和英国的）持续存在。各国的央行官员和经济机构代表，就指标体系下他们管辖权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影响力的可能削弱，表达了合理的担忧。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主权问题上不可能出现让步。一国政府只要被要求基于经济指标改变经济路径，那主权问题就会爆发。总之，政治和制度约束到目前为止仍然阻碍着可行的指标体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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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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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的出现，是为应对浮动汇率的“无体系”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经济相互依存度逐渐增强的现实。对经济政策进行国际协调，是出于对体系管理的慎重考虑。协调要成为建立替代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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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强，提高了对经济的敏感度，这容易导致几个结果：第一，国际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和国内化，“广场行动”期间商定的共同干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几乎所有新的政策举措都需要谈判，比如贝克–宫泽交易；第三，利用“冒险外交”（brinkmanship diplomacy）操纵政策的倾向，贝克近乎要取消卢浮宫会议的决定；第四，以威胁不履约来利用国际协议的动机，美国通过让美元贬值来威胁废止卢浮宫协议，以回应联邦德国国内刺激力度的不足。[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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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贸易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间的相互联动比其他的指标更敏感，更多的政策协调需要在一系列的议题间展开。随着世界金融和信息革命带来的产业去管制和市场自由化，五国集团间的经济依存度也提高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拆分（1982年）、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的私有化、日本资本市场的自由化（1980年开始）、伦敦的“大爆炸”[54]（1987年）以及24小时外汇市场的建立，均加速了相互依存的步伐，同时使得经济的敏感性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日元—美元协议方便了资本通过自由化了的日本资本市场从日本稳定地流向美国，有助于延续需要吸引资本流入的美国供给侧战略，也因此进一步把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捆绑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根本无法忽视它们各自政策的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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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以来浮动汇率的“无体系”状态表明，各国并没有按照浮动汇率的支持者们预期的那样行事。浮动导致了汇率的过度波动，并累积了不可持续的外部失衡，限制了政府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度，这几乎成了共识。这个所谓的“无体系”进一步动摇了国际政策协调，而且每一次的汇率波动都释放出保护主义力量，从而造成全球贸易体系的不稳定。一言以蔽之，重复一下迈克尔·阿蒂斯（Michael Artis）和席维亚·奥斯特雷（Sylvia Ostry）对浮动汇率体系的控诉：“它意味着倒退”，因为“一直在错过互惠互利的政策调整机会”。[55]尽管因此研究了替代方案，也发现了不足，但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约因素挡住了通向上面讨论的新体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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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相互依存度的加强伴随的是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1975年创立的七国集团峰会，承认了国际经济事务需要集体领导，原因是美国霸权在衰落。然而，因为里根的军事扩张和供给派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的强势造成了一个“美国回来了”的错觉。但当五国集团的政策制定者在1985年年初认识到美元高估和美国赤字的后果时，这个错觉就被打消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便再次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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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实力极限的最清晰表述，实际上是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于1986年年末做出的。尽管比较隐晦，但贝克还是定义了美国的新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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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领导方式与近代历史的经历不同。晚近的模式是，国际经济体系是一国主导：“二战”之后是美国为代表，或者是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为代表。美国的新领导身份更多的是设计师和建设者，坚韧不拔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目标——在做出美国应有的贡献时，就努力的方向说服其他国家参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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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说明这个“设计师和建设者的新领导身份”，贝克引用了六个“成果”：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6年3月五国集团协调降低贴现率；1986年4月除德国之外的五国集团又一次降低贴现率；东京峰会同意指标机制；1986年9月七国集团财政部部长首次多边监督操作；以及1986年10月的贝克–宫泽公报。当然，贝克后来还加上了他称之为“另一个里程碑”的卢浮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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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族主义或孤立主义有了政治举措，那么新的领导身份概念将给下一届政府留下挑战。不过，作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经济繁荣将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流入，而美国必然要重新定位其角色和作用，即领导地位降低后的国家目标和使命——“一个不同于主导国家模式的方式”。美国霸权的明显衰落，并因此要求加强政策协调，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肯定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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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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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集团的“广场行动”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试错过程。渐进主义的进程手段还不够。五国集团没有取得一致性协议，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协调要借助两国集团或三国集团的框架形成一系列交易。退缩、过度承诺或者违约的可能性，持续威胁着这些交易的可信度，有些情况下甚至消除了进一步合作的动力。“无体系”本质上的无政府状态会颠覆“广场行动”中的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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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五国集团（特别是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必须加快建立一个更可信、有效的国际货币体制。应该利用像沃尔克的“不张扬的共同应急计划”这样的务实手段，持续支持在“广场行动”的政策协调概念框架基础上建立的共识。为了用更系统化的方式管理市场，五国集团各国应该全面承诺政策协调。关于这一点，如果没有美国口头打压政策的负面影响，市场管理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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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行动”没有能够就落实承诺的政策调整做出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比不上1978年波恩峰会上启动的政策协调。“广场行动”中并不是信心、机制和体制建设的开创过程。这些不足也造成了卢浮宫协议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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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卢浮宫协议可以作为渐进实验的起点。在重置基准汇率或调整汇率同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建立联系方面，应该付出更卓越的努力。积极双边主义的效果已经证明了缺少结构变化、为开会而开会的局限和危险。如果没有更明确的方向和指引，这个过程肯定会失去动力。而且，一个新经济体制中的任何结构性改变，都必须让日本和联邦德国，也可能是欧洲货币体系实实在在地承担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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