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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那些金融界的媒体，他们已经开始对指数化理念大唱赞歌了。在1997年早期，指数基金的相关报道就常见于《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重要头版文章中。几乎在同一时期，《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也对指数化投资进行了连载报道。宣传最为积极的要数《金钱》杂志了，其执行主编泰勒·马西森（Tyler Mathisen）执笔写了相关重要的社论，而该杂志也十分慷慨地对这篇社论加印了大字标题：“博格赢了：指数基金应该成为当今多数投资组合的核心。”正如索尔（Saul）走在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一样，《金钱》杂志也经历了一次“主显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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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士在词典里的定义是：“信使，特指最早主张某种重要的信仰或制度的人。”如果使用这一定义，我认为自己还是有资格成为指数基金的传道士的。在1951年，当时我正好以共同基金行业为研究对象，完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论文，在我质疑基金经理能否跑赢股市的平均水平时，市场指数基金的模糊概念曾一度在我心中徘徊。自1975年先锋指数信托创建以来，我就满怀日益增加的热情和信念一直倡导着指数化投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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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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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都坚信，了解一点历史是很重要的。指数基金的历史为我们认识其价值提供了很好的起点。我并不是指数化理念的创始人，但我却是该理念的长期信仰者，并确信它能够排除万难成为共同基金领域的一员。这一理念不仅意义重大，还与我的信念相吻合，即在模仿金融市场中可获得的回报率时，低成本确实会使其产生差异，即使不是全部的差异。正如我所提到的，历史告诉我们，对长期投资者而言，这样做几乎算不上是一种可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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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化理念的创始人是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的威廉·福斯（William Fouse）和约翰·麦奎恩（John McQuown）。在1969—1971年，他们从学术建模着手，以此发展适用于指数化投资的原理和技术。他们的努力使得新秀丽公司（Samsonite Corporation）的养老基金开立了600万美元的指数投资账户，实行以纽约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的等权指数为基准的投资策略。福斯将该执行方案形容为“一场噩梦”。该策略于1976年废弃，并代之以标准普尔500综合股价指数为基础的市场加权投资策略。富国银行运营的第一批账户就是其自有的养老基金以及伊利诺州贝尔电话公司养老基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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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下半年，波士顿百骏财务管理公司（Batterymarch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Boston）决定要追随指数化投资理念。做出这一决定的是该公司的两位创始人，杰瑞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和迪恩·利巴隆（Dean LeBaron）。格兰瑟姆于1971年在哈佛商学院的研讨会上描述过这一理念，但直到1973年才开始有人认同。作为对其努力的奖赏，波士顿百骏财务管理公司于1972年赢得了《养老金与投资》杂志（Pensions & Investments）所颁发的“最可疑成就奖”（Dubious Achievement Award）。1974年12月，该公司终于迎来了第一位指数化投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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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位于芝加哥的美利坚国家银行（American National Bank）创建了一只以标准普尔500指数建模的普通信托基金，要求它的最小投资额度为10万美元。到了那一刻，指数化理念已经从学术界以及从第一批坚信该理念的三大专业公司，开始向公众领域传播，媒体开始评论指数化投资。三位相当有才智和远见的观察者大力呼吁创建指数基金，他们的文章在25年以前就激励了我，我珍藏至今，现在拿出一读仍像当年一样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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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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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文章名为“挑战判断”，作者保罗·萨缪尔森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投资组合管理杂志》（1974年秋）中，他认为：“起码要让某个大型基金机构创建一只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内部投资组合，即使只是为了设立一个不成熟的模型作为标准，以使其内部的投资高手能够衡量他们非凡的投资才能，也许能够说服大学退休权益基金（CREF, College Retirement Equities Fund）来开展一次非托管分散化基金的试验性运营，但我对此并无把握……美国经济学会可能会认真考虑为其会员创建一只免佣金、免管理费且几乎没有成交量的基金。”不过他注意到一项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在（为基金提供融资的）20 000名经济学家中所发现的额外财富，相比20 000名脊椎指压治疗师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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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博士总结了他的挑战，对于那些不同意消极（管理型）指数能胜过大多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的人们，他要求其驳倒“这一棘手的赤裸裸事实（即专业学者几乎不可能凭借公开的记录来识别任何业绩持续优异的基金经理），以任何事实被驳倒的唯一方式提供与此相反的真实证据”。没有记录表明有人在尽力提供这样的证据，这类证据也不可能会存在。然而，为了让某些人在某个时机推出指数基金，萨缪尔森博士提出了上述不言而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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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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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格林威治合伙公司（Greenwich Associates）的执行合伙人查尔斯·埃利斯，在《金融分析家期刊》（1975年7月和8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失败者的游戏》（The Loser’s Game）的影响重大的文章。埃利斯极富煽动性地大胆表示：“投资管理业务是基于简单而基本的信念建立的：专业基金经理有能力击败市场。这一假设看来却是错误的。”他指出，在之前的10年里，85%的机构投资者的业绩都落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在其所处领域中发挥主要作用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机构投资成本已经消耗了基金经理所赚回报的20%。“导致资金管理业务从胜利者的游戏转变为失败者的游戏。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输掉最少的百分点，而不是谁能赢得这些百分点，”他继续指出，“在赌场赌博时，如果该赌场从每局赌注中拿走20%，那这明显是一场失败者的游戏……所以，资金管理业务已经成为一场失败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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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斯并没有提议创建指数基金，但他确实问过：“指数是否有必要发展成一个完全消极管理的指数投资组合？”他也答道：“不，它没必要向那个方向发展，不那么需要。但如果你不能击败市场，你当然应该考虑采用它。指数基金就是一种可选的投资方式。”当然，在现实中，极少有基金经理能真正持续实现足以抵消其成本并与指数相当的年回报率，更不用说能跑赢指数了。即使存在，也很难事先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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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掀起新一轮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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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有涨潮时，把握涨潮的时机，便能获得财富。”莎士比亚借布鲁图斯（Brutus）的口说出了这些话。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指数基金领域里，财富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投资业务转向指数基金的趋势。1975年7月，《财富》杂志发表了第三篇里程碑式的文章《某些影响重大的共同基金类型》（some kinds of Mutual Funds Make Sense），由副编辑埃尔巴（A. F. Ehrbar）所作。埃尔巴得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但这些正确的判断在当时却几乎是无法被接受的：“既然基金无法持续跑赢市场，它们就可能会由于产生了过多的研究成本（即管理费）和交易成本而一直落后于市场……显然，共同基金的未来买家在做任何决定以前，都应该认真考虑成本因素。”他总结道，“事实上，基金表现得比市场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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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巴对于指数基金会很快得以创建并不抱希望，他指出：“近来市场上并没有多少开创性的举动，共同基金业还没能提供一只指数基金。”但是，他为共同基金投资者描述了一种最好的替代方式：“一只有着低成本和低管理费的免佣共同基金，该基金与市场整体的风险水平相当，并且保持充分投资为其投资策略。”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较准确地描述了不久以后就要创建的第一只指数基金。但他确实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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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是创造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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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数基金的这三次强有力的号召是我们无法抗拒的。面对成为引领指数基金发展的先驱者这一机遇，可以说，我不能再抑制自己的热情了。我对以往基金业绩的研究已在学术界声名鹊起了，却极少为投资行业所知晓。基于这些研究，我确信指数基金会发挥作用。再者，我于1974年开办的领航集团专注于低成本化管理，这正好是持有一只模拟无成本指数的指数基金的关键所在。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证实文中所阐明的基础理论可以付诸实践，而且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唉，投资大众竟然对指数基金没有需求。我不得不信赖萨伊法则（Say’s Law，以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命名）：“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在1975年年末，领航集团创建了第一只指数基金，这是基于标准普尔500综合股价指数建模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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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我的倡议都被置若罔闻。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相应表现以及吃紧的现金流入量两方面来看，第一只指数基金都表现得举步维艰；该基金为大众所接受的进度过于缓慢。但最终它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这些都为反驳那些长期以来针对指数化投资的批评提供了良好依据。有批评者质疑指数基金的非凡成功能否持续，而上述记录使我们有能力应对这些人精心炮制的论点。我希望通过更详尽地探究指数化的价值来论证，对于明智的长期投资者而言，它会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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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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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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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投资者或金融市场的业内人士会承认我在10年以前所描述的“指数化的胜利”。但在经历了自那时起的十余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后，不管是否愿意，都没有人会不同意指数化已经真正胜出了。在以前的版次中，我提到过当时总资产高达2 000亿美元的指数基金，它已经从1995年的占比股票型基金资产的3%增至1998年的占比6.4%。在2009年中期，指数基金资产已经猛增至4 600亿美元，占比股票型基金资产的11%。进入指数基金的现金流量也随之更大了。投资者在过去两年里总共赎回了价值2 810亿美元的主动管理型基金，同时却为其所持有的指数基金增加了500亿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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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也继续表现优越。来自晨星公司的最新数据表明，在过去8年中，有6年的时间，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一只低成本指数基金，都会跑赢大多数与它相当的大盘基金。即使在那落后的两年里，该指数基金仍然能分别跑赢49%和40%的同类基金，即便是这样一份“失败”的记录，也会让许多主动管理型基金经理对其深表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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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版本的图5-1没有第一版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当我准备向领航集团的董事们建议创立世界上第一只指数基金时，我第一次对1946—1975年的30年期业绩对比进行了检验，1.4%的40年期差额(32)几乎正好相当于这30年期内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所赢得的1.3%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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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图5-1更新到2008年，从中不难看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相应记录与第一版非常相似。在市场低迷的那10年刚好结束时，该指数10 000美元初始投资的最终价值为346 117美元，刚好高出本书1999年版所公布的342 400美元，而普通基金的累计回报已经从216 900美元跌至201 513美元。拥有指数基金就可以使财务价值提升144 604美元，是初始投资的14倍以上，这看来彻底地证实了（甚至远不止如此）选用“胜利”一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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